清朝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教育政策，以儒家思想作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这为对蒙古进行儒学教育奠定了基础。清朝对蒙古的儒学教育政策，可以概括为“因人而异、因时而变”这几个字。所谓“因人而异”，就是在实行儒学教育时对蒙古族不同社会群体的政策有所区别；所谓“因时而变”，就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清朝末年实行“新政”阶段，儒学教育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清朝对蒙古的儒学教育政策，在培养蒙古人才、提高蒙古族的文化素质、稳定蒙古地区的社会秩序、巩固清王朝的国家统一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清朝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教育政策 

清朝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教育政策，即崇孔尊朱，提倡理学，以儒家思想作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 

崇儒重道首先表现为崇孔尊朱。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清朝历代帝王都崇奉孔子。顺治帝曾遣官祭孔，袭封孔子65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兼太子太傅，先后改孔子牌位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和“至圣先师”。康熙帝多次到山东曲阜祭孔，在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礼，颂扬孔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是“万世师表”，孔子学说“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雍正帝在位期间，也强调孔子是“道德高厚，为万世师表”。乾隆帝曾五次前往山东曲阜孔子故里，把崇孔活动推向高潮。他明确表示：“国家崇儒重道，尊礼先师，朕躬诣阙里，释奠庙堂，式观车服礼器，用慰仰止之思。”[1]在崇奉孔子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多次重修曲阜孔庙，并在全国各地修建孔庙，祭祀孔子。 

除了崇奉孔子外，清代帝王还尊礼朱熹，认为孔孟之后，只有朱熹“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功劳“最为弘巨”[2]。为此，把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先贤之列变为十哲之次。在科举考试中，也以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释为标准。康熙帝甚至还说朱熹的文章全是“天地正气，宇宙大道”，把对朱熹的礼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崇儒重道，崇孔尊朱，必定要提倡理学。从北宋开始，儒学便进入理学发展阶段。朱熹的理学体系很完整，既包括哲学义理，也包括伦理道德学说。它强调人们要“存天理，灭人欲”，把三纲五常当作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正因为如此，清代帝王提倡理学，重用理学名臣，比如康熙帝就重用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等深通理学的大臣，并委以高官，给以重用，死后还入祀贤良祠。 

提倡考据学也是清朝崇儒重道文化教育政策的内容之一。儒家经典因此而得到了全面的阐释和发挥，这有利于人们学习和普及儒家思想。这里应当指出，学习儒家思想，普及儒家思想，是清朝崇儒重道的重要内容。清朝历代帝王对学习和普及儒家思想都是非常重视的。顺治帝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用了很多时间阅读儒家典籍，因而深刻地领会了“帝王敷治，文教是先”的道理。康熙帝即位以后，也很用心学习儒家经典，因为他认为儒家典籍是记载帝王道法的，关系着国家治理。为了更好地领会儒家经典，康熙帝谕令举行经筵大典，由经筵讲官讲解四书五经。康熙帝学习儒家经典非常努力，许多儒家著作他都能背诵。除了自身学习儒家经典外，清朝统治者还注意在民间普及儒家思想。康熙九年（1670），康熙帝颁布了“圣谕十六条”，主要内容就是把儒家学说具体化，用以治理社会。雍正帝即位以后，又颁布了《圣谕广训》，对“圣谕十六条”的内容进行了阐释。为了确保把儒家思想普及到民间，清朝统治者在各地遴选秀才，宣讲“圣谕十六条”和《圣谕广训》。嘉庆年间，嘉庆帝又根据《圣谕广训》的内容，编撰了《四言韵文》一书，颁行于各省。这些措施，使儒家思想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清朝统治者确定了崇儒重道的文化教育政策以后，又实施了一系列的工程，其中就包括教育工程。除了中央和地方所设学校外，最值得称道的是民族教育的实施。这一切，对蒙古的儒学教育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二、清朝对蒙古的儒学教育政策之一：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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