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修德，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学术追求。清乾嘉学者以“实事求是”为旨趣，致力于训诂考据，汉学大兴，学风丕变。嘉道以后，今文经学兴起，注重通经致用，严斥考据八股之无用，考据求是之风转而为经世致用学风替代。传统经世之学仍不足以经世，进而引入西学以经世。因为西学更新、更有用，故更受晚清学人青睐。作为经世工具而输入的西学，带来了晚清知识结构及学人理念的新变动。西学以追求知识之确定性为主，与中学求道德之完备性迥异。其实用层面（格致学、工艺学等）足以经世，但其理论层面（知识系统）必以求真为目的。致用层面的格致学引入后，国人渐注意其背后之新理新法，进而关注西学“为知识而知识”的独立学风。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理念渐为学人知晓并接受，进而激活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精神。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理念与乾嘉汉学“为经学而经学”精神结合，逐渐构起纯粹的、独立的“学界”。

晚清经世之学何以成为西学之接引？作为“经世”工具的西学如何促进了经世之学的兴盛？“致用”目的下之西学输入，何以选择格致、法政诸学？现代学术所必需的“求真”理念，是如何树立起来的？西学“求真”本性，何以激活乾嘉汉学“求是”理念？建立近代独立的“学界”（学术社会）何以可能？这些无疑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乾嘉汉学向经世之学转变的研究较多，对经世之学对西学的接引作用则关注不够；对经世思潮下的西学东渐关注较多，而对西学东渐导致的学风转变则关注不够。故本文重点探讨两个问题：一是晚清经世之学何以“接引”西学？二是西学东渐何以引发清末民初“经世致用”学风向“求真求是”学风转变？一、经世之学对西学的接引

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轨，是在晚清“经世”思潮盛行、西学东渐潮流影响下发生的。中国传统学术在晚清时期的分化，与经世学风的兴起及西学东渐密切相关：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促发了人们对考据之学的批判，兴起了“经世之学”；传统“经世之学”仍不足以经世，迫使人们学习西方“有用之学”，引导了西方各种学术科目的输入。所以，经世之学的作用，固然表现在对传统学术之“消解”上，但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西学传播之“引导”上。

梁启超在分析清学衰落原因时曰：“‘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1]

梁氏之分析是有道理的。清学转变之外部原因固然是“西学”渐次输入，而促发西学大规模输入之内在动力，则是中国学术内部兴起之“经世致用”思潮。在考察近代中国学术分科问题时，必须充分认识“经世”思潮对晚清学术演进所产生的深刻而持久影响，必须正视“经世之学”对西学东渐所起到的“接引”作用。

“经世之学”的兴起，成为晚清学术转变的内在契机。其作用首先表现在它对传统经史之学的“消解”上。所谓对经史之学的“消解”，就是使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考据学走出来，意识到经史之学的空疏与无用，越来越关注与时务有关的“经世之学”，使“经世之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门类。魏源在《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中，对乾嘉考据学进行讥讽与批评：“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训诂音声……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史，或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2]康有为尖锐地指出：“中国千年之士俗，为词章、训诂、考据之空虚，故民穷而国弱。”[3]宋恕在《六字课斋卑议（初稿）》中亦批评曰：“礼法之士，刻尚谨严：苦思封建，不披筹海之篇；结想井田，不讲劝农之术；正统、道统，劳无谓之争，近杂、近禅，驰不急之辩。民间切痛，反若忘怀，观行固优，征才无用，视彼汉学，莫能相胜，良可慨也！”[4]因此建议：“订‘汉学师承’之记，不如编‘皇朝经世’之文；校《三礼》字句之异同，不如究《六部则例》之得失。”[5]贺熙龄对当时学术界情况作了这样的概述：“夫学术至今日而益裂矣。其高焉者，空谈心性，而不求诸实用；其卑焉者，溺于训诂考据，齿齿（右边加上斤字）于一名一物之微；又其下者，剽窃词章，以图幸进，而皆置身心于不问。故其出而临民也，鲁莽灭裂，以利禄为心，而民物不被其泽。”[6]宋学空疏，汉学破碎，科举之学成为官学附庸，故词章之学、考据之学、训诂之学均不足以经世，那么必然要代之以能够经世的“经世之学”。近代学者齐思和概括晚清学术云：“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近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经世学术为何会兴起？其分析云：“当此贫弱交困之时代，当时奉为正统学术之汉学，所研究之声音、训诂、名物制度、天算地理，非不邃密博雅，远胜于理学家之空疏。然而此等纯学术的研究，其为无用，则较理学殆尤甚焉。于是一批新兴青年学者，忧时势之急迫，感汉学之迂阔，对于极盛一时之考证学，遂失其信仰，转而提倡经世之学焉。”他进而强调：“而至道、咸之时，世变日亟，忧国之士，慨国事之日非，愤所学之无用，遂提倡经世之学，欲改变学术界之风气，不得不对当时正统学派作猛烈的攻击，又不得不抬出西汉儒学，以明其所言之有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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