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史的回顾与探究引起学界较普遍的重视，人们通过总结以往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力图在前人奠定的学术基石上为当今中国学术开出新路。无独有偶，近百年前，清末民初的学者们也进行了类似的探讨。这一探讨所涉学术层面、产生缘由等一系列问题，皆值得引起广泛的注意，以便给今天的探讨以启示。

（一）学术史勃兴的表现

“学术”之于中国，有数千年历史，但“学术史”之出现，则晚至清初。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梁启超指出：“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首创了“学案体”，按照学派详细分析并准确概括了特定时期儒学发展的历史，是以“人”为主而叙述学术发展历程的第一部著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确为不易之论。《明儒学案》之外，黄宗羲还始撰《宋元学案》，未成而卒，由其子黄百家和全祖望两次补续而成。自兹而后，陆续有人撰著不同样式的学术史著作，如钱大昕通过撰写清代学界人物传记的方式记述学术历史；江藩利用钱氏的材料，著成《国朝汉学师承记》，他还撰有《国朝宋学渊源记》；唐鉴亦著有《国朝学案小识》，等等。大抵皆为叙述清代学术之作，且数量不多，质量也有限，尤其江藩、唐鉴之著因主观成见深，立论偏颇，很遭时人与后人訾议。

黄宗羲之后，学术史的真正勃兴是在清末民初。这一勃兴与当时经史地位转换、史学相对凸显的学术趋势及所体现出的新史动分不开。从时间上说，新史动发轫于1900年章太炎在手校本《訄书?哀清史第五十九》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首次提出要编撰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同样，学术史勃兴亦起自章太炎。侯外庐认为：“（章太炎）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虽以近代早期的学术史概论出现，而内容上则远不及太炎的见识。”在1899年辑订的《訄书》初刻本中，章太炎便在《尊荀》、《儒墨》、《儒道》、《儒法》等篇名下对先秦思想史予以梳理。1902年删革修订《訄书》时，更是增加了不少论述历代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容，且在见解上与前有异，从批评孔子与孔学起，指斥历代学术之弊端，相应也表彰一批他眼中的进步思想家与学者。这样的研究显与当时的史学革命相呼应，成为新史动的一大助力。此后他又陆续有与学术史相关的论著问世，如1910年编定的《国故论衡》、1915年编定的《检论》（《訄书》修订后改此名）、以及《诸子学略说》等大量文章。

紧随章太炎之后撰著学术史著作的是刘师培。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章太炎因“苏报案”而入狱，基本停止了学术活动，而刘师培恰恰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学术界，发表《近儒学案序》、《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派不同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古学起源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国哲学起原考》等一系列学术史论著，成为当时在学术史领域发表论著最多和影响最大的学者。

刘师培之后，学术史领域成就最大且广为人知的学者为梁启超。梁启超虽早于1902年便开始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古代学术史作了全景式鸟瞰，但既非专门研究，于体例也无所发明。他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著作当为进入民国后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前者撰于1920年，后者在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际完成。这两部著作承清末学术史研究之遗绪而来，同样为此一时期学术史勃兴潮流下之巨制。

章、刘、梁之外，王国维、罗振玉、夏曾佑、廖平等学术大家也都有学术史方面的论述，对清代学术所论尤多，如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等文章便颇多精辟之论，足为后世楷模；夏曾佑的新史学代表作《中国历史》以相当的篇幅谈学术思想的变迁，显示出学术史与新史学思潮的内在关联。

上述学术大师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国粹派学者普遍重视探讨中国学术史，《国粹学报》上屡有他们这方面的著述，如邓实的《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明末四先生学说》，田北湖的《论文章源流》，陆绍明的《论史学之变迁》、《论史学分二十家为诸子之流派》，黄节的《元魏至元之学者传》、《岭学源流》，等等。总之，种种事实说明，学术史的研究在清末民初已成显学，甚至可以说是在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首次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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