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晚清以降,国势衰危,随着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经典不再是士大夫发挥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最高思想资源,“六经皆史”遂成为流行的时代思潮。本文主要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的口号,扼要勾勒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晚清民国的影响与折变。从“六经皆史”,到“夷六艺于古史”,再到“六经皆史料”,此说之备受关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史料”的身份寄身于“史学”的历史命运。经典之权威地位的丧失与“六经皆史”说之提升齐头并进、恰成反悖而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尤为深刻地反映了时势的变动。
    近代史学经典日趋丧失其权威地位而至于要被“扔下毛厕去”①,经学日趋败落而至于“终结”②,乃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之主旋律,也可以说是一部较之敦煌学史毫不逊其沉痛度的“伤心史”。描述其过程,揭示其所以然之故,是一个关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巨大系统工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倾力于此。③本文拟以晚近学人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接受与再诠释为视角,切入此题。晚清以降,尤其是民国以来,学术界流行着一种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独断论调,即认为此说蕴含着夷经于史甚至尊史抑经的意义,具有打破经典权威的思想解放作用,还兼备了以六经为史料的史学观念。虽有学者对此加以辨正,但是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形成了时代潮流,或者争颂“六经皆史”的口号而不自知其借用与章氏之原意本不相合,或者在章氏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六经皆史料”的主张以建设新史学。从打破经典与经学的权威为理所当然的观点来看,章学诚自然很容易成为现代新史学的先知先觉;从对经典与经学怀抱较为宽容与建设性的立场,尤其是从拉长时段的历史理解的角度来审视,则结论就会有所不同。问题是如此尖锐地摆在那里:孰谓能得章氏之本意?何以喧哗之众声皆会聚焦于本题,致使章氏生前的寂寞与此说日后的堂皇之间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这些

①语出钱玄同《废话——原经》,《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②语出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第八章“经学的终结”,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有关经学在近代式微的原因的探讨,陈以爱从思想、制度等层面,综述有关研究成果较详细,可参看。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版,第265—266页。

    都有待于深入探讨。此议题之特殊性,使探讨的正当途径竟有类如诠释之循环:如果对“章学诚学术的百年来研究”不作深入的反思,则很难了解“六经皆史”说的缘起与本旨,反之亦然,若不考实此说之发生演变以及后世影响,其意义就无从谈起。这自然使得此项研究,虽本于章学诚而绝不能局限于章学诚。尤其是对章氏是否抑经以及章氏是否卑视六经为史料等问题的探讨,牵扯出来的实在是中国经学的近代命运这个母题,就更不仅关乎对章氏一人学术思想的评骘了。本文之所以要将他联系起来讨论,也是为探得此论题之深层意蕴而不能不设置一个略为方便的比较向度而已。怀抱同情的历史理解也许比满怀乡愁的感伤要有力一些。本文只能围绕着“六经皆史”说所涉及的方面来探讨经典、经学之沉浮与变动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好比是从海面上冰山一角的浮动,试探深隐在海中的庞大冰体之挪移。

    笔者为此已草《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一文,先试作正本清源的梳理,大意谓:章学诚循着“文史校雠”之学的取径建立起“六艺皆官礼之遗”诸说,实为“六经皆史”观念之根源。从该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其丰富的意蕴:由“六艺为周官掌故”与“古无私门之著述”所指涉的“道器合一”、“官师合一”、“治教合一”的价值观念;由与经学的抗争而激起的从“述作”角度诠释的“以史明道”的主张;由《史籍考》的编纂而突显的“尊史”的专业思想;由修志实践而悟到的以“府史之史”(即“书吏”)的卑微身份以道自任的主体意识;从以史通今的立场出发,既将经典视为“一代之实录”,又深深维护其为“万世之常法”的思想。章学诚对六经的新认识与他应对当时“汉学”、“宋学”交攻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更与如何发挥经典在他所处时代的作用这一问题有关。正因为他对六经采用的是“师”其“意”的态度和必将当前的文事治道溯源联结于“唐虞三代”的做法,竟出人意料地起到了模糊或打破六经神圣性的媒介作用,此非出于主观,而实势有必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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