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在长达14年之久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太平天国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对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而且在文化和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作为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封建旧文化旧教育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文化与教育政策和措施。太平天国的文化与教育改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深入研究这些特点，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太平天国的文化与教育改革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文化教育的平等性

     太平天国政权在1853年冬颁布了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除在政治上要建立一个“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理想社会外，还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出了教育的平等政策。《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凡内外诸官及民，每礼拜日听讲圣书，虔诚祭奠，礼拜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每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旅帅、卒长更番至其所统属两司马礼拜堂讲圣书教化民……”[1]P322～326这种人人都必须参加的“讲听道理”、“听讲圣书”的平民化教育，说明太平天国力图建立的是一种平等的、普及性的民众教育。太平天国这种平等的教育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具体表现为：

     第一，实行平等的妇女教育政策。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明定：凡是天国内的妇女，在礼拜日时，必须与男子一道到礼拜堂内“讲听道理”和“听讲圣书”，并可以与男子平等地同排列在一行。这样，妇女的教育平等权得到了承认。据清人张德坚记载：太平天国内除一般妇女有平等的教育权利之外，还在妇女中挑选通文化、懂上帝教义的优秀人才做群众的老师。清人马寿龄在记载太平天国的妇女教育状况时说：“听者已倦讲未已，男子命退女子，女子痴憨笑相语”，都乐于参加天国“讲道理”的活动。[2]P266

     第二，实行平等的儿童教育政策。为了让儿童接受太平天国的文化教育，太平天国专门请人为少年儿童编写了蒙学读物，例如，《幼学诗》、《三字经》、《御制千字诏》等。这些儿童教育读本在采用了中国古代传统蒙学教材形式的基础上，着眼点在向儿童灌输反对清朝、崇敬上帝、“敬耶稣”、“顺内亲”等知识，以从小培养他们“敬上帝”、“战胜妖”，敢于反抗封建传统，立志推翻清王朝的思想。

     太平天国的儿童教育有着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方法，这表现在：其一，在京城天京“设育才书院，延师教各官子读书，名育才官”[3]，专门教育未成年的儿童。除天京外，当时在太平天国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有类似天京“育才书院”的教育机构。其二，在各地开办“义学”。据《枭林小史》记载，太平军在上海等地设有供平民子弟入学的“义学”。“义学”聘请识字的文化人作老师，分班进行教学。尽管当时战乱不断，但太平天国的“义学”在对民间子弟的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三，在太平天国各级官员中推行一种“带徒弟”的教育措施，即让各级官员对随从身边的儿童进行经常性的实践教育，以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培养有作为的新一代。按这种“带徒弟”的方法，当时太平军官员随从身边的童子少则几个，“多至数十人”，他们“行则背负刀剑，住则环侍左右”，在行军打仗和日常的生活中，在各级官员的言传身教下，学习武艺，学习上帝教教义。

     太平天国的儿童教育由于缺乏和平的生活环境及足够的师资，系统的文化知识教育不可能实现，但是，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教育政策，特别是“带徒弟”教育措施的推行，因而太平天国的儿童教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天国的儿童“皆不畏死，临阵勇敢直前，似无不一以当十”。面对太平军的儿童教育，张德坚发出了“贼之移换人心，果操何术以至此也”的喟叹。甚至部分清朝官员也认为，消灭太平天国后，捕杀太平军的儿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剧贼而外，惟从童子，亦心腹之大患”。这说明太平天国的儿童教育确实收到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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