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中曾专辟一章，论述了民族主义与中国秘密结社的关系。他认为：“不仅秘密会党的种族主义与革命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话语有所不同。而且从某些方面说，种族主义也是被强加于或硬比附于这些秘密会党的。此种强加的过程本身就是现代民族主义激情大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1](P107)这样从宏观的角度对清末革命党人与会党关系的一个侧面提出的大胆论断的确引人深思。 

但是，杜赞奇在强调近代民族主义话语对于秘密会党的影响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当这种“现代民族主义激情大话语”在清末传播之时，对时人关于秘密会党的话语结构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变?传统的话语是不是失去了它们的位置而无足轻重?我们从孙中山、陶成章等清末革命党人那里所了解的大量有关清代会党史的知识是不是历史的一种真相?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会党史研究本身，也涉及到史学方法、观念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一 

杜赞奇首先分析的文本是陶成章的《龙华会章程》和《教会源流考》。但应该指出，最早把秘密会党纳入到“现代民族主义激情大话语”中的不是陶成章，而是欧榘甲。 

通过各省自立以建立新型民族国家是20世纪初叶涌动的一股思潮。欧榘甲在《新广东》中把“联秘密社会”作为“广东自立”的三大策略之一。他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秘密结社的分布，认为： 

私会之充斥于中国本部，溢于海外，抱其复汉之热心，不有以善用之，将各不相会，而互为攻杀，适足以为渔人之利也。若得有众望所归者，而善联之，则近之于强本部，远之以御外侮，有何难焉?法兰西革命之初，其人亦非上等豪杰，不过起于民间之私会耳。日本浮浪子，岂尽忠臣义士哉?只数维新领首，能运动之以为正用，故一变而为侠士烈夫。然则此秘密社会者，亦言自立之一大关键也。[2](P300) 

从文章的内容看，欧榘甲对于清末秘密结社的了解要比陶成章更加全面、深入。“闽粤以南则名三合、三点，扬子江七省则名哥老会，其中有名关帝会者，亦附之焉；虽规矩各有不同，而宗旨则一。……沿海诸省之民，流寓于外洋者又多守其遗风，益加扩大。”他还特别指出了青莲教的一支先天道在西南的庞大势力。对于长江以北的秘密结社，除哥老会外，欧榘甲还指出有青帮、大刀会、小刀会以及白莲教、在理教、广仁教等名目，他还注意到了东北的马贼、西北的回教。他认为，在诸多私会中，只有青帮无反清之宗旨。[2](P296～303)很显然，欧榘甲是从如何在各省独立过程中运用秘密结社势力这一角度来考察各地秘密结社的。从文本的对象来看，他面对的读者是激进知识分子，而不是一般秘密结社分子。 

在认定满汉矛盾是清代基本的民族矛盾的前提下，欧榘甲对洪门内部的西鲁传说提出了质疑： 

吾考此事，官书所不载，有无在所不论，惟求之情理，似有难通。盖满洲灭中国，害我汉人，我汉人方恨之入骨，冀有能攻之者，果西番强大，应助之以灭满洲，即不能助，亦安肯为仇人效力?既甘为仇人效力，则被欺被杀，亦其本人所应受，与我汉族何干?何必为一人报仇?吾意此事必因讹传讹，或别有所托。不然，舍其害我中国全部汉人之大仇不报，因顾为满洲效力被欺之一人，报其小仇，于义既不合，于情更难信。此上等人物，所以不能无疑也。惟陈近南先生真是深沉坚忍之从豪杰，能撒一种而布生全国，然其名字，亦恐明季遗老假托，未必真姓名也。[2](P296-297) 

我们首先从欧榘甲对于西鲁传说的质疑，来看民族主义的话语权势。天地会会簿中，西鲁传说文本大同小异(注：现存“西鲁故事”各种版本分别见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中正书局1943年版；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庚裕良、陈仁华等编《广西会党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178-185页，岳麓书社1986年重印本。)，大意是：康熙年间，有西鲁番犯界，扰乱中原。清兵出战，屡战屡败。皇帝便出榜文，不论军民人等并僧道，有能平番者，即赏金封侯。福建少林寺僧128人揭下皇榜，不用朝廷一兵一卒，只求由郑君达解粮。3个月后，众僧得胜回朝。康熙皇帝大喜，便要赏金封侯，但众僧推却，只求赐一身袈裟，便重回寺院修行。不久，有奸臣启奏康熙，以少林寺僧既少能平番，如有异心，难免为朝廷之患。昏君便赐死郑君达，派兵火烧少林寺。众僧拼死突围，最后只剩五人逃至云霄，见有香炉一锭，底有“反清复明”四字，便插草为香，对天盟誓。然后投奔长林寺万云龙，拜他为大哥，陈近南、明神宗皇帝之后朱洪竺亦来，遂举旗起义。后起义失败，万云龙战死，五人便依陈近南计，分投各省，发展组织，伺机发动起义，反清复明，是为洪门五祖。天地会于是在各地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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