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五帝时代/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酋邦

汉代司马迁《史记》首篇为《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时期的历史，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开端。这无疑代表了汉代史官和史学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初期的认识，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清代并未改变。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对上述中国古代历史的体系进行了否定，提出了“东周以上无史论”的观点，否定了五帝时期的历史（注：《古史辨》，1～8册。），一时风靡史学界。疑古派是近代史学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出现是必然的。尽管他们对于古史的批判过头，但对于历史学研究，尤其是对文献史料写定时代的清理依然是有所贡献的。与此同时，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开始兴起。考古学家徐旭生对记载五帝时期的文献史料进行了清理，1943年出版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肯定五帝时代的存在，称关于五帝时代的文献记载为传说，称五帝时代为传说时代，并提出传说时代存在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85年增订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田野考古学有了飞速的发展。经过近五十年的研究，中国考古学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不仅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已被发掘出来，夏代已被证明为信史，而且关于夏代以前的五帝时期的物质文化遗存也已有了许多重要的发现。不仅和《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载的年代和地域相合，而且文化面貌与社会性质也基本相合，并提供补充了丰富的资料。这就使五帝时代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初步证实，说明五帝时代也应为信史。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从五帝时代开始的，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子孙是完全有历史根据的，黄帝作为中国的人文始祖是当之无愧的。

经过近五十年来历史学研究，尤其是文献学研究的发展，对于记载五帝时代的古代文献已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些古代文献记载被认为是基本可信的。关于五帝时代的文献记载确是后世记录和写定的，并有一个较长的整理和写定过程。我们认为当历史发展进入五帝时代，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及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组织扩大和复杂化，出现了酋邦，并且发生了大规模战争等社会大事，而人们思维和智力的发展又使人们开始认识和记忆这些大事；但当时文字尚未产生，这个时代被后世称为口述史学时期。到了夏、商、西周时期，进入了文明时代，文字及文字记载产生了

。但当时文化为贵族和神职人员（宗、祝、卜、史）所垄断，即“学在王官”。民间没有文化，由王室和官府任用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来记录当时的事件，同时也开始用文字记录流传下来的五帝时代的大事。这些记载和当时的大事记一起，往往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于王官之中，《尚书》中多篇的诰、誓、命正是这种档案。 从目前保存的文献史料看，关于五帝时代，最早的是西周时期的《尚书》、《诗经》、《周易》、《逸周书》等书中的一些记载。例如《逸周书·尝麦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另一方面，当时统治者总结统治经验，以求得借鉴的史学意识还不强，所以王官之中关于古代事实的记载还不多，而更多的关于五帝时代的事实仍然以传说的形式保存在民间。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突然大量涌现。究其原因，一方面出现了《春秋》这部我国最早的史学著作，而《左传》在解《春秋》的过程中已有了较多的对于五帝时代史实的追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历史意识已开始觉醒到自觉地以史为鉴的地步，这可以看作是“学在王官”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学在王官”开始被打破，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诸子是从包括民间在内的各阶层涌现的思想家，他们观点不同，但记载了许多当时仍然流传在民间的关于五帝时代的珍贵史料，说明当时对于五帝时代的存在乃是共识。

从战国诸子到西汉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几百年间，关于五帝时代的传说以及文献记载又随着历史的发展有所损益，并加入了一些后人的理解和词语，直至司马迁《五帝本纪》而基本定型。任何历史学家都不能不受其时代的影响，司马迁《史记》的写成是汉代大一统政治局面和国力强盛在文化上的反映，也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哲学和社会发展思想的丰富。司马迁对《五帝本纪》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谨的，除总结当时已有的文献记载之外，还“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注：《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亲自作了实地调查。这也就是说，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虽然难免受到汉代大一统思想和今文经学的影响，但撇开其中的一些汉儒理想化认识，仍然主要是记录了关于五帝时代真实的历史。总之，从《逸周书》至《

史记·五帝本纪》，关于五帝时代的历史记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记录、整理和写定过程，这是完全正常的历史文化现象。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五帝时代珍贵的、基本可信的文献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历史原貌，其重要性不仅不亚于考古资料，而且是我们分析和研究考古资料的依据和出发点，是我们今天重写五帝时代历史的基本依据。所以我们认为古代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基本框架、社会历史大事以及社会性质是可信的，而对于其中一些社会历史的细节，则不必拘泥。 古史辨派学者之所以不同意五帝时代为信史，还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阶段的记载人、神相混，神话的色彩相当浓厚。作为重视事实和考据的传统历史学家，不接受神话的虚浮以作史料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认为，神话传说与历史记载的分野，是在相当晚近的时候才实现的，无论中外在古代都曾出现过神话、传说与历史记载未曾分野的现象。在古代，有贡献的祖先被后世子孙神化是完全正常的，但祖先毕竟是真实的人，不是神。（注：谢维扬：《关于黄帝传说的“神性”与“人性”问题》，《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1)。）“五帝”代表的不仅是五位远古的华夏领袖，更重要的是我们民族最初的、也是最深刻记忆中最伟大的英雄们，所有华夏后裔最初的衣食住行都源自他们的发明创造，至少在古人的记忆中如此。总之，神话也体现出历史最初阶段的影子，人类历史最初阶段乃是真实的。所以，以科学的态度辨析，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从神话到历史、从口头传说到文献记载的过程，是研究五帝时代所起码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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