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代学人王国维，中国学子必然是不陌生的。而对于他自沉昆明湖的经过，今天的人们就未必明了了。详述王国维蹈水自尽的前前后后，应该会有助于人们探究其中的真正缘由。公元1927年6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王国维，一清早就来到学校的工字厅。这天是国学院第二班36名学生毕业的日子，所以工字厅里早已布置妥当，毕业宴会即将在这里举行。毕业宴席共设有四桌，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进行畅谈。这时，王国维的学生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端三人游园归来路过王国维家，一时兴起便到王家拜访。王国维在陈家接到家人的电话后，即刻从陈寅恪家返回，并与学生们长谈一个小时左右，直到晚饭时才送走了同学们。

晚上，学生谢国桢等上门拜访，交谈中涉及时局，王国维神色黯然地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送走了谢国桢等同学后，王国维应邀为他们题写了扇面，内容是唐末韩致尧的七言律诗，一为《即目》，也称《即日》，另一首的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题完这两首诗，王国维又为谢国桢一位名叫着青的年轻友人题了两首诗。

王国维为谢国桢等人题写的扇面，一般都认为是抄引前清遗老陈宝琛的《前落花诗》。此说最早是出自吴宓之口，他认为是王国维借此来表明自己将死之志，但后来有人对照陈宝琛的原诗时才发现这实在是一大误会，因为两者有着截然的不同，充其量也不过是王国维步陈诗之韵罢了。不过，从以上的四首诗来看，许多诗句似有不祥之语。题好这些扇面后，王国维还批改了学生的作业，然后才安然入睡。据王国维的夫人后来回忆说，当晚王国维熟睡如常，根本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而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据那时已经15岁的王国维女儿王东明回忆，“六月二日晨起，先母照常为他王国维梳理发辫，并进早餐，无丝毫异样。”

第二天，也就是6月2日的早上8时，王国维准时来到清华国学院上班，不仅一切如常，而且还与同事商谈了下一学期的招生事宜。处理完这些日常公务，王国维向研究院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二块银元，因侯身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王国维从没有带钱的习惯，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大家对此并不以为怪，也就没有人询问他干什么去。于是，王国维很随便地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大学组织编号为35的人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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