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１８９５～１９９０）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读书淹贯经史子集四部，著述宏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是其一生著述的集成，连“总目”在内共五十四册，约一千七百万字。《全集》所收多种单行本著作，近十余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又一次推出钱先生的八卷本《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见到钱先生著述中最精要的部分了。

有学者将钱穆先生的著述分为三大类，即专门著作、通俗著作和介于二者之间的“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作”，专门著作中有《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等（见韩复智《我所认识的钱宾四先生》）。要对这类著作做一公允的评说，因识见所限，无能为力；此处只选择稍微熟悉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以下简称《论丛八》）略作讨论。《论丛八》除自序外，收论文二十六篇。“自序”作于１９７９年，钱穆先生在序文中述及民国二十年秋在北京大学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来研究清代学术之简况，前后近五十年，可见他对此一专题的长久关注。大致而言，钱先生关于清代学术史的著述，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下简称《学术史》）、《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证学”和《论丛》第八册最为重要。因第八册所收二十六篇论文此前不易见，更重要的是其中《〈清儒学案〉序》一篇牵涉诸多问题，故有必要对第八册作一述评；举一反三，由此亦可推想《论丛》的学术思想含量。

“学案体”及读书法

无论是《论丛八》，还是《学术史》和《国学概论》，钱穆先生在论某家之学时，常用《明儒学案》式的“学案体”或《颜氏学记》式的“学记体”方式来组织材料讨论问题。“学案体”和“学记体”虽略有差异，然皆重视采录学人的著述来显现其学术思想。钱先生在运用这种方式时，已有变通之举，那就是加强自己的判断和论述；不过，这种方式在不同的著作中表现的程度并不相同。在《国学概论》第九章中，摘录只是点到为止，在《学术史》中空间稍大，然亦受整体的学术史的结构的约制，亦不能全面展现；这种不足在《论丛八》中则得以弥补。譬如经过胡适、顾颉刚等大力表彰而“复活”的姚际恒（立方）在《学术史》中附于阎若璩毛奇龄之后，所占篇幅不过一页纸而已，而在《论丛八》中有两篇文章分别论及姚氏所著《礼记通论》和《诗经通论》；又如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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