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北京的街头，不时有十分醒目的当铺广告映入眼帘。从网上的新闻看，现今北京的典当行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清末北京的当铺。

　　清末北京的当铺很是热闹。本文以《那桐日记》为线索，结合多年以前所抄清人函札、档案等史料，勾画晚清北京当铺的若干特色。

京城高官与富人热衷开当铺

　　当铺在我国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当铺，亦称典铺、质铺，是一种通过收存实物、以押借现金的商铺，有的地方称质库。唐代诗人白居易之《长庆集》“杜陵叟”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将清代京城和外地的当铺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其文曰：

　　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质，又次曰押。典、质之性质略相等，续期较长，取息较少，押则反是。所收大抵为盗贼之赃物也。（《清稗类钞》第五册，中华书局，1984年，P2289）

　　清代京师当铺发达，主要原因是京城里朝廷高官多、富商多；而且还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机会。比如，北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各地举子云集京师，他们所带银两不够，往往将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送交当铺以换现银。在试子们集中的贡院附近，便出现了开设多家当铺的顶银胡同。再如，许多来北京述职、觐见的封疆大吏，或者等待引见的候补官员，人数甚多。他们除在京消费外，临行之前，还需要到各处应酬打点。有时所带银钱不敷周转，免不了求助于当铺。

　　北京的当铺，有许多是高官自己开设的。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收录了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被抄家的情形。其文曰：

　　……派十一王爷、庆桂、盛住同钞和珅住宅；派绵二爷钞和珅花园。附录清单: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外钞刘、冯二家人宅子：……当铺四座（本银一百二十万两）。（《庸盦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P61-62）

　　和珅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居然在京城开设了当铺75座；其家人刘、冯二人，亦开设当铺4座，实在令人吃惊。不过，从我所看到的清末档案史料来判断，薛福成所记和坤在北京等处有75座当铺，似乎过多。我曾向韦庆远老师当面请教过。他认为清代前期皇室、大吏以及富商竞相开设当铺，京师内外，官私当铺甚多，而“就其东主的身分地位及其资金来源来说，可分为三大类，即皇当、官当和民当”。（《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P73）后因满人自身经营不善，皇当、官当逐渐消亡云云。

　　清后期情况与此大有不同，从我所接触的史料看，均系私人当铺。在《那桐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清末北京当铺的记载。

　　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与慈禧同出一族。光绪二十二年，那桐担任户部掌管银库锁钥的郎中。从此，他步步高升，仅仅十多年间，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那桐升迁迅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所担任的“银库郎中”，是少有的肥缺。据记载，即使是最守规矩的银库郎中，一任亦可得一二十万两银的额外收入。清末笔记中载，有许多在银库当差的满人，号称“库兵”，或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或趁出入银库之机会，把银子塞入肛门股道；或用其它非法手段，将银两携出归己。那桐正是具体管理这些“库兵”的官员。其发财机会之多，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即于京城繁华地段开始经营当铺。《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记载：

　　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丽堂为总管；田诗园（名嘉兴，行三）为掌柜，于八月初一日接替，开市大吉。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余于今日约孟总管到铺，上香祭神，书立合同，巳刻事毕，同丽堂、诗园同饭。（北京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P252。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据老北京介绍，在北京东直门内到北新桥一带，有当铺胡同存焉。“东直门内大街路北，北通东手帕胡同，原为一小巷，当铺胡同坐落在胡同南口的大街上。乾隆朝京师全图已绘有该胡同，民国间始定名。六十年代并入东手帕胡同，当铺胡同之名遂废。”我想，那桐的增裕当铺，应该就在那条胡同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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