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官方易学主要指顺康时期清廷组织编写的易学三书，即《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清廷为何在这短短几十年间前后多次编纂《易经》？应该说有其深刻地社会背景及用心。 

    清廷以武力问鼎中原不久就开始着手儒学建设，因为他们深知尊奉儒学可以起到武力达不到的作用。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后就对儒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翌年，“临雍释奠”典礼隆重举行。他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清世祖实录》卷六十八）不久颁谕礼部，把“崇儒重道”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以此笼络汉族士大夫。十二年（1655年），再谕礼部：“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一）两年以后，举行清代历史上首次经筵盛典，又初开日讲，祭告孔子于弘德殿。经筵也好，日讲也罢，必须要有适合统治者需要的经书，而编纂经典即成当务之急。《易经通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纂修而成。此书由傅以渐、曹本荣编着，成于十五年（1658年），共九卷，卷首有清世祖撰《敕大学士傅以渐日讲官曹本荣》一篇，另有傅曹两人所撰《表》、《序》，卷末有曹本荣撰《后序》。此书编纂伊始，清世祖就道出其用心及宗旨，希望对明永乐年间儒臣编纂《周易大全》以来近三百年易学成果给予总结，编出一部简明扼要的解《易》著作，以期“使羲经奥旨，炳若日星，以称联阐明四圣作述至意。”（《敕大学士傅以渐日讲官曹本荣》）傅曹两人秉承旨意，“辄参取汉魏唐宋元明诸家刻本，涉猎商订”，“要终原始，独探至理之要归。”在版本上紧守王弼以来以传附经矩矱，参采众家，融会贯通，一以己意阐发义理，期以通经致用，初步反映清初官方的易学观，开清廷编纂《周易》之先河。 

    康熙六年（1667年），清圣祖康熙帝亲政后，继续遵循“崇儒重道”的政策。八年（1669年），康熙帝亲临太学释奠孔子。翌年，康熙帝又颁谕礼部，提出以“文教是先”为核心的十六条治国纲领，把顺治朝确立的“崇儒重道”国策具体化。康熙帝还下令修理圣庙，以举行“临雍释奠大典”。他十分重视经筵，认为设立经筵，表明帝王留心学问，勤求治理之意。十年（1671年）二月，经筵正式举行。四月日讲开始。经筵、日讲促使康熙帝系统学习儒学，而且把所学用于经世。后来清廷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等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经致用的表现。成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日讲易经解义》，既是日讲的产物，也是经世的总结。此书根据康熙帝旨意编纂，由康熙帝亲定，朱钮等纂，共十八卷。据卷首所列参修人员，凡七十五人，其中不乏徐干学、高士奇等名儒重臣。书前列“筮仪”以明筮者占筮的过程，又列朱子图说，以示尊奉之意，但仍采取以传附经模式。朱钮等编纂此书是希望皇上“体天德以行建，观人文而化成”，“明天道，察民故”（《日讲易经解义进呈疏》）。康熙帝也自称“惟帝王道法载在六经，而极天人穷性命，开物前民，通变尽利，则其理莫详于《易》”，“联夙兴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尝博综简编，玩索清蕴。至于《大易》，尤极研求”，“以经学为治法之意”（《日讲易经解义序》）。“以经学为治法”一语明白标出他治《易》重在实用，为经世服务，也就是说通过研读《周易》提高执政水平。检视全书，其经世之心跃然纸上。此书反映康熙前期官方易学的成果。 

    康熙后期，国力逐渐增强，社会日趋稳定，官方学术愈来愈趋向尊奉朱熹，清廷先后以御纂名义，编纂多种朱子著作。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表彰朱子，称其“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随即颁谕，将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周易折中》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修成的。此书始作于五十二年（1713年），成于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帝御纂、李光地总裁，共二十二卷。卷首有御制《序》以及《凡例》、《义例》等。从所列“职名”看，参与纂修共五十人。康熙帝为此书定下基条，认为《周易》在“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明代《周易大全》“驳杂，奈非专经之纯熟”，因此要“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从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周易折中序》）所谓“折中”是指“以朱子为主，故列《本义》于先，而经传次第，则亦悉依《本义》”，即采取经传分离的模式，恢复古本《易》。《凡例》明确以朱熹易学为宗旨，这与清廷尊朱的学术路向相适应。清廷之所以尊朱，不过是把它当成统治工具。另外，此书广采众家注疏，网罗历代易学家二百一十八人，“上自汉晋，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渊源，皆可览见”，可谓清初官方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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