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致”到“科学”的词义考辨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科学”(或称“格致”)在时人的言说中，已成为一个流行词。人们最初沿袭明末清初时的观念，以“格致”来称呼这种西来的知识，而后引进日语词汇“科学”取代“格致”。近年以来，国内外关于清末民初国人“科学”观念的研究，已有多种论著发表，如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1]，艾尔曼《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2]等文，但其中仍有未发之覆，特别是对清末国人科学观演化的具体过程少有论及。本文通过检索清末学者使用的“格致”、“格物”、“科学”几个汉语词汇的具体内涵，辨析国人对西文“science”之译从“格致”到“科学”的演变过程，藉以揭示清末国人“科学”观念的重要变化。 

一、中西“格致”之别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携来了有关数学、天文、地理、力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当时中文里没有意义对等的词来称呼它，利玛窦、徐光启等最初的西方科学传人就借用前人使用的“格致”一词来称呼它。传教士利玛窦在《几何原本序》中首先使用:“夫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吾西陬国虽褊小，而其庠校所业，格物穷理之法，视诸列邦为独备焉。”然后，徐光启在介绍利玛窦时说:“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3](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 

    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清人基本沿用前人的这一词汇来称呼西来的自然科学。冯桂芬指出西学中“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致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4](Ｐ209)。1861年伟烈亚力、傅兰雅与李善兰合作，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译作《数理格致》。1866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编译了一本《格物入门》，全书分为力学、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化学、测算举隅等7卷。直到1874年徐寿等人创办“格致书院”时，述其办学宗旨是“意欲令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5](下册，Ｐ169)。美国传教士傅兰雅于1874年编辑出版《格致汇编》，登载声、光、电、化及制造文章，目的是“意欲将格致之学问并制造工艺之理法广为传布”[6]。皆将“格致”或“格物”与西文“science”(科学)对译。 

    以传统词汇翻译西方来的新名词，本是国人常用的作法，也是国人用以理解和诠释一种新知识的工具。正如葛兆光所言:当西学东来时，“面对新的世界和新的知识的冲击，人们总是要反身寻找理解和解释的资源，一种新知识的理解，与一种新语言的翻译并没有什么两样”，“语言的翻阅需要用自己本土原有的词语去一一对应，对于新知识的理解，也需要唤起历史记忆、传统知识和原有的想象空间，来充当再度理解和诠释的‘思想资源’”[7](Ｐ21)。以中国传统词汇“格致”来“格义”西方自然科学，直接的效果就是，为西方科学技术在传统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作为西方自然科学名称的“science”与中国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格致”毕竟存在差别。 

    “格致”一词，是从儒家经典《大学》中“格物致知”而来，在汉语词汇中主要是指一种道德修养工夫，是和“正心、诚意”相关联的“修身”、“明德”的方法，其旨归则是“治国平天下”，属于儒家的“外王之学”。后来，朱熹将其中“格物”与“穷理”联系起来，但朱子的“格物致知”还是重在其道德修养方法，提出:“《大学》物格知至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贤之域。”[8](Ｐ298)讲的还是通过对事物的探究，达到修身、正心，以进入“圣贤之域”的境界。 

    晚清国人在沿用明末清初以来以“格致”一词指称自然科学时，已注意到中西“格致”之差别。化学家徐寿在《拟创建格致书院论》中指出:“惟是设教之法，古今各异，中外不同，而格致之学则一。就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中国之格致，功近于虚，虚则伪;外国之格致，功征诸实，实则皆真也。”[9]1887年春、1889年春，许星台、李鸿章曾两次就“中西格致之学异同”问题考校格致书院的学生，在答卷中，王佐才指出:(儒家之格致)“乃义理之格致，而非物理之格致也。中国重道轻艺，凡纲常法度、礼乐教化，无不阐发精微，不留余蕴，虽圣人复起，亦不能有加。惟物理之精粗，诚有相形见绌也。”以讲“义理”与谈“物理”区分中西“格致”。钟天纬则从“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角度，区分中西格致的差别，“格致之学，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则中国先儒阐发已无余蕴;自形而下者言之，则泰西新理方且日出不穷。盖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之所由分也。”[10](第4册，Ｐ15)可见，中西“格致”的不同已成为晚清人的共识。在晚清人的认知中，西学“格致”与传统儒家所言不同，以中国传统“道、器”观念来看，它是侧重于“技艺之术”的形下之器。1896年陕西设崇实书院(格致实学书院)，张树声说:“伏惟泰西之学，覃精锐思，独辟启牖，然究其本旨，不过相求以实际，而不相骛于虚文。格物致知，中国求诸理，西人求诸事;考工利索，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求诸理者，形而上而坐论易涉空言……”[5](下册，Ｐ358)批评中国格致学入于虚理，不切实际，提倡西方格致“实学”。人传授科学知识的格致书院后，大发议论:“大学之言格致，所以为道也，非所以为器也，……自西洋各国以富强称，论者不察其政治之根抵，乃谓富强实由制造，于是慕西学者如蚁慕膻，建书院以藏机器，而以‘格致’名之，殆假大学条目以美其号。”[11](Ｐ50)所谓“西学”，“盖工匠技艺之事也”;要求改格致书院为“艺林堂”，以示与传统的格致之义相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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