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五十年前的清兵入关，简直是创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当这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接受吴三桂迎降进入山海关的清军，次日于石河战败大顺军之后，便一路顺风，如入无人之境，刀不血刃地于五月二日，在“都民燃香拱手，至有呼万岁者”〔1 〕的欢迎声中，进入北京城。回顾历史人们会清楚地看到，明清对峙的二三十年间，后金一一清不要说进入北京，就连山海关门也未曾一入。它的每次用兵都受到了明朝军民的顽强抵抗。此次竟如此顺畅，不能不令人惊讶。对此，朝鲜君臣也感慨万端。他们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这年十一月，朝鲜仁祖大王接见大臣时说：“今观大明之事，不胜痛叹。人有自北京来者，皆云无一人为国家死节者。岂有二百年礼义之天朝，一朝覆亡而无一人死节之理乎？至如宋朝寄寓于岛屿之间而犹有忠君义士抗义树节者。国家虽亡而声名闻于千古。以此观之，人才岂不重欤！”大臣徐景雨说：“圣教诚然。岂知大明天下曾无一个男子提一旅奉朱氏耶？试以宁锦之事观之，如祖大寿、洪承畴辈亦皆甘心屈膝，其余不难知也。”朝鲜国王接着又说：“大明立国最为正大，建文之时，死节者甚多。而今乃不然，良可怪也。”〔2〕真是大惑不解。 已传国二百余年的礼义之邦的明朝一再倡导的忠孝大义，此刻果真扫地以尽，臣民士庶果真都甘心附“逆”了吗？非也。
    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观念，这时并未改变。而正是由于清统治者巧妙地靠拢了这一思想，因势乘变，出奇制胜。它紧紧抓住农民军推翻明王朝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当机立断，迅速出兵，打出为故明臣民复君父仇的旗号。顷刻之间清军的形象大变，立由凶残之旅而成忠义之师，俨然为文明的代表，而为汉族士庶所接受。这样，长时期以来汉满间巨大的思想文化差距，不仅突然间缩短，且找到了契合点而顺利接轨，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背景。这就为清兵入关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可以说清兵的顺利入关不仅是八旗武功的胜利，也是自皇太极以来锐意改革而形成的以儒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

    当然，这一背景的形成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其水到渠成的关键时刻则是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

    清朝开国进程中即从满族崛起至清兵入关，其文化背景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文化探索阶段，皇太极统治时期的文化转型阶段和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满汉文化接轨阶段。谨分论如下。

            一、探索时期的文化

    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时，也就揭开了清朝开国的序幕。这是以武功开端走上的统一之路。努尔哈赤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统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扩大统一的辉煌局面。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与赫赫武功相适应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探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冲突与矛盾。

    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这是维系与凝聚本民族的团结的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努尔哈赤正是借助于这种力量，而卓有成效地结束了女真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那种互相仇杀、互不相统的严重分裂局面，而实现了统一。这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尚勇武、重财力。这是被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努尔哈赤在创业过程中充分发展了这一思想。他鼓励与发扬女真民族的勇猛进取精神，坚持行之有效的奖勇罚怯的制度，这种金钱物质的刺激，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奋勇参战的积极性。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多杀敌多缴获为荣、以无功无获为耻的社会风气，并成为生活中的普遍原则。进而出现“出征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3〕的景象。 抢掠财物与奋勇杀敌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民族成员个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统治者总体军事的顺利实现。

    重财力的观念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往往为追逐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结成利害相关的集团。这样，如何处理好财物的获得与分配，便成了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尔哈赤巧妙地以结盟、联姻等方式不断地吸纳各种集团与势力，以壮大自己的统治阵容。他对归附者、同盟者按其实力大小区别对待。实行均分财物、平养人口，乃至共议国政。最高统治集团内则实行八家共议国政的方针。其思想基础，便是对共同利益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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