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朝鲜北学派著名学者朴趾源在使清之后，写出了名扬后世的《热河日记》。是书不仅是《燕行录》系列著作在我国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同时，此次中国之行加速了朴趾源对清朝是“夷狄” 之邦认识的转变。[1]该书1997年上海书店版共计380页，而有关承德和避暑山庄的内容占去他本次中国之行的四分之一，并主要集中在〈漠北行程录〉和〈山庄杂记〉等数卷之中。在介绍热河时，他写道：1、“今清一统，则始名热河，为长城外要塞之地。自康熙皇帝时，常于夏月驻跸于此，为清暑之所，……谓之避暑山庄。帝居此书籍自娱，逍遥林泉，遗外天下，常有布素之意。而其实地据险要，扼蒙古之咽喉，为塞北奥区。名虽避暑，而实天子身自防胡。”[2]2、热河“宫阙壮丽，左右市廛连互十里，塞北一大都会也。直西有棒棰山，一峰矗立，状如砧杵，高百余丈，直耸倚天，夕阳斜映作烂金色，”今年春，“热河城池宫殿岁增月加，侈丽巩壮胜于畅春、西山诸苑，且其山水胜景，逾于燕京故，所以年来驻于此，”为此，“皆穷极奢丽。”朴趾源认为：个中皆因康乾诸帝“视漠北如门庭，身不离鞍，此圣人安不忘危之意云！”在观看演出时，朝鲜副使从官柳得恭写到年迈的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清音阁大戏楼爱看〈黄发换朱颜〉一剧的原因，其诗曰：“清音阁起五云端，粉墨丛中见汉官。最是天家回首处，居然《黄发换朱颜》﹝返老还童之意——笔者按﹞。”[3] 与他不同的是，朴趾源则深感清朝国势强盛，“此斯须之戏耳，其纪律之严有如是者。以此法临军阵，天下孰敢婴之哉？！”[4]
     此外，举凡承德的风土人情、市农工商、酒楼茶肆、市容街景、文武臣僚、士子百姓、宫廷大戏、民间演出，以及承德沿途风光、百姓如何安居乐业，都在朴趾源和其他朝鲜使者笔下有生动的反映。

     不难看出，以朴趾源为代表的朝鲜来华的使节、学者们对承德与避暑山庄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重要作用已同我们的认识很接近，甚至是一致的。

     在有清一代的《燕行录》系列著作中，除了《热河日记》之外，还有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柳得恭著《滦阳录》、同年徐浩修著《热河纪游》；嘉庆六年{1801年}柳得恭著《热河纪行诗》、佚名之《热河图》等等。此外，在其它很多《燕行录》著作中，有关他们在热河的所见所闻，颇多记述。对于以上内容，有待于我们全面整理，专题研究，著录出如《朝鲜〈燕行录〉中的承德史料》，从而，加深我们对承德文化的历史定位及其唯一性的研究和认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戈尔尼访华，复将其在承德和其它地区的见闻著录成书，即《乾隆英使觐见记》。马戈尔尼对乾隆皇帝说：“敝使抵热河后所见所闻，均足令远人称誉不止，贵国地大物博，财力殷富，即此以足见其一斑矣。”[5 ]他还认为由于清王朝“治安日久，方有此种之盛况，敝使东来，适逢其盛，殊以为快！”对于山庄收藏的历代珍宝及欧洲，令马戈尔尼大为惊讶，“于是，吾乃大骇，以为吾所携之礼物……必如孺子见猛夫，战粟而自匿其首也。”他颇为感叹，“真不知中国帝王之富力何以雄厚至此也！”

     与此同时，他对于乾隆帝“气概尊严若有神圣不可侵犯之状”； 军队“气概颇为严肃”； 避暑山庄“穷极华丽”、“ 目之所及但觉金碧辉煌，五色相错，娱意之余，不禁念及亚洲人生活程度之高，及帝王自奉之奢侈，乃远非我欧洲人所能及也！”因此，马戈尔尼对于清廷的接待感到是在“饱享清福”， 是一种“无上之光荣，心甚感激”……。

     除本书外，另有斯当东著《英使觐见乾隆纪实》等书也记录了马戈尔尼此次来华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十八世纪来华的外国使者对当时承德的历史定位是：1、承德是“长城外要塞之地”，“ 塞北大都会也”；2、康乾诸帝“名虽避暑，而实天子身自防胡”；3、山庄“侈丽胜于畅春、西山诸苑”；4、康乾诸帝“视漠北如门庭”，“ 安不忘危” ！5、中国“地大物博”、“ 财力殷富”、“ 治安日久”、“ 适逢其盛”， 山庄“穷极华丽”、“ 金碧辉煌”，“ 远非我欧洲人所能及也” ！通过他们的以上史料，我们应当认识到：承德文化的核心首先是她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她既是清朝政府笼络蒙藏等族、增加感情的唯一的宫外场所，又是康乾时期除首都之外的唯一的政治中心。在园林建筑方面，承德避暑山庄则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唯一的山庄式皇家园林。她既是我国古典园林和建筑艺术集于一身的里程碑式的避暑山庄，又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动人明证，同时，她还是清朝君臣百姓对外国客人礼貌友好的历史见证。如今，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代表的承德文化通过她的悠久历史和人杰地灵、通过她的山水园林和文物建筑向人们展示着清代全盛时期的历史，展示着各民族间的和谐。正所谓“安当思危，治不忘乱”，[ 6]“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而较长城更为坚固！”[ 7 ] 乾隆皇帝有诗云：“声教无私疆域远，省方随处是怀柔。”[8]“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9] 康熙皇帝的“唯在修德安民” 的治国思想再一次证明了承德文化的历史核心及其唯一性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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