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经向史学界提出太平天国宗教正名的问题，并且发表过如下看法：太平天国宗教是独立发展的新宗教，是对中国古人敬天畏天、以天设教传统的复归和发展，理应在史学界恢复它的“天教”本名。[1]同时，借用梁启超的话说，期待“因吾之研究以引起世人之研究”，“因世人之研究以是正吾之研究”。[2](P2)近来王国平先生撰文指正，说太平天国宗教“仍然只是基督教的异端派别或边缘教派”，“太平天国文献在说到太平天国宗教时使用的名词是真道、真教和天教，‘天教’并用以指称包括基督新教、天主教在内的广义的基督教，而不是对太平天国宗教的‘命名’或命名意义上的‘自称’”。[3]笔者拜读之余，颇受教益，但是仍有疑义不解，因而提出商榷，以再求不吝赐教。为叙述方便，本文把上述两种观点分别简称为“自称”说、“非自称”说。

王国平先生认为“如果从用法和制度等角度考察太平天国文献中的‘天教’一词，就很难同意‘天教’是太平天国宗教的自称”。[3]可是，笔者为了验证，依照他设定的角度作了一番考察，发现的结果却正好相反。

首先说“制度”这个角度，它实指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将避讳制度设定为一个角度，对于考察太平天国自称之真伪，可以说不无参考价值。王国平先生的失误不在于作出这种设定，而在于将它限定在一份历史文献上，并且使之绝对化。这份文献便是太平天国1862年颁布的《钦定敬避字样》，王国平先生将它确定为考察太平天国自称之真伪的客观标准，认为“凡是太平天国的自称，均为‘钦定敬避字样’”，反之，“凡非‘钦定敬避字样’，即非太平天国之自称”。由此推论，“《钦定敬避字样》无‘天教’、‘真教’、‘真道’等字样，‘天教’、‘真教’、‘真道’等也不是太平天国的自称。”[3]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疏忽了两个史实，第一、太平天国载有“敬避字样”的文献不止一种，王国平先生将考察的角度限定在《钦定敬避字样》上，这就难免有所遗漏。这份文献仅收太平天国避讳字57个，禁用字12个，总共69个。太平天国早在广西就已实行避讳制度，直到1864年也未中断。据吴良祚先生研究，在现存的太平天国文献中，查有实据的避讳字就有上百个；见于时人记载，尚待查找例证的还有几十个。[4]由此可见，1862年的《钦定敬避字样》于前于后漏收了大半避讳字。例如，“天王”是太平天国方面的自称，虽然它为《钦定敬避字样》所不载，但它确是太平天国的“敬避字样”，也确是太平天国方面的自称，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类似例子恕不一一列举。第二、太平天国有些名词虽然没有被规定为“敬避字样”，但是确为太平天国方面的自称。例如，“麦基洗德实朕全”，[5](P58)可见洪秀全确实认为“麦基洗德”是他的自称之一。再如《真约》是太平天国对新创圣经的自称，“新耶路撒冷”是太平天国对圣城天京的自称，如此等等。这些名词虽然没有被列为“敬避字样”，但它们无一不是太平天国方面的自称，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由此可见，即使把太平天国所有的避讳字网罗一尽，它们也不可能包括所有自称。太平天国规定“敬避字样”的目的是为了尊体统、肃纲纪，而不是为了定名，不能将《钦定敬避字样》作为太平天国的“自称名录大全”看待。

现在可以说，如果仅仅以《钦定敬避字样》为考察范围和鉴定标准，去否定“天教”是太平天国宗教的自称，就难免失之偏颇，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反之，如果对“制度”这个角度不作人为的限制，不搞绝对化，那么它在考辨太平天国部分自称之真伪中，则有可能发挥佐证效能。太平天国避讳制度不仅包括规定避讳字，还包括避讳方式等。例如，将某一系列太平天国事物的自称冠以某个避讳字，便可形成一组敬避名词。这是太平天国的避讳方式之一。《钦定敬避字样》没有把“天”字单独收入，但是太平天国神学上的“天”即“上帝”，因而它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即已被规定为“敬避字样”，在需要敬避的场合，“天”字必须改写成“添”字。[6](P242)不仅如此，而且从太平天国的避讳方式看，凡和太平天国的“上帝”有关的事物之自称，也均可冠以“天”字。例如“天教”、“天历”、“天试”、“天条”、“天学”、“天书”、“天军”、“天兵”、“天将”、“天省”、“天郡”、“天爹”、“天妈”、“天嫂”等等。它们虽然未被收入《钦定敬避字样》，但无一不是太平天国的“敬避字样”，又无一不是太平天国方面的自称。反过来说，按照太平天国避讳礼制的规定，非太平天国的宗教不得称“天教”，非太平天国的历书不得称“天历”，非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不得称“天试”，以此类推，否则便是对神圣的太平天国事物的僭越、冒犯和亵渎。因此，从“制度”的角度去考察，“天教”作为太平天国的“敬避字样”这一事实，足以佐证“天教”是太平天国对自己宗教的命名，亦即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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