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8年在巴黎出版的葡萄牙来华传教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是西方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与此前在西方出版的利玛窦和金尼阁的《天主教进入中国史》（1615年）、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年）、卫匡国的《鞑靼战记》（1654年）、《中国新图》（1655年）、《中国上古史》（1658年），一起构成了西方17世纪中国知识的最重要来源。国内学者计翔翔认为这部著作是西方早期汉学第一发展阶段的一个总结、第二发展阶段的起点，甚至认为它已经走出了传教士汉学的框架。尽管这个评价仍可讨论，但是安文思这本书的重要性是无可质疑的。

从汉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新史》对中国的介绍要更为系统和全面。从中国的名称、地理位置、历史、语言、风俗，到中国的物质生活、矿产、航运、船舶及政治制度、国家结构等，安文思一一作了介绍，给西方人呈现出一幅全景式的中国图案。安文思写这本书时，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中国已经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他本人认同利玛窦的“合儒易佛”的传教路线，并对中国的文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书的原名为《中国十二绝》，实际讲的是中国的十二条优点。

和以前的著作相比，《中国新史》对北京的介绍最为详细，这是该书的重要特点。安文思不仅介绍了王府街、白塔寺、铁狮子胡同、鲜鱼口这样的街道，还详细介绍了皇城，包括皇城的大小、皇城中的二十座宫殿等内容。如果不是经常在皇宫中活动，就不可能对其作如此细致的描写。正因为安文思长期生活在北京，他的这些报道和描写不仅推动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了解和认识清代历史的细节和材料，就是我们今天读起来也觉得很有价值。

在谈到皇宫每年的赋入时，他给我们提供了下面这些数字：每年运进宫廷粮仓的米面达四千三百三十二万八千八百三十四袋；一千零三十五万五千九百三十七个盐块，每块重五十磅；两百五十八磅极细的朱砂；九万四千七百三十七磅漆；三万八千五百五十磅干果，如葡萄干、无花果、胡桃、栗等等。衣料方面，运进御衣橱的各色丝料共二十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二磅，如丝绒、缎子、锦缎等物品，不包括我们所说的用船运去的御服；四十七万六千二百七十匹薄丝料，中国人在夏季穿着；二十七万两千九百零三磅生丝；三十九万六千四百八十四匹面布；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十七磅棉；五万六千二百八十匹麻布。

书中很多地方为我们提供了类似的了解清宫经济生活的参考数字，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较为真实地感受到当年清宫生活的实际状态。

安文思的书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清史材料，这些材料和中文文献的相互印证，往往能补充中文文献的不足，从而加深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例如安文思在书中说，1669年12月8日，皇帝命三位官员到汤若望的墓地焚香，“其目的是向他作特殊的礼敬，又命令赐给当时在朝的三个神甫三百二十五克朗，我是其中之一，支付他丧葬的费用。”此事《正教奉褒》中记载为：“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上遣礼部大员，捧御祭文一道，至汤若望墓所致祭。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供设香案跪迎，恭听宣读。其文曰：‘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克歆享。’”安文思还记述说，第二天康熙在宫中宴请大臣时，让他们三人也参加了宴会，他们坐右面第三排的第一张桌子。这点《正教奉褒》没有记载。读到这些文字，犹如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我们对当时传教士所受待遇有一种更为直观、具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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