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的第二个时期是在70年代末“思想解冻”以后直到80年代中期，这也是新诗潮 诗歌运动逐渐进入高潮的时期，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便是1979年3月号《诗刊》上北岛短诗《回答》的发表，随着《回答》一诗的发表，“朦胧诗”开始由地下状态进入公开状态，新诗潮诗人不仅很快就占领了各种文学报刊的主要版面，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民间诗歌刊物《今天》杂志，并且引发了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一次历时数年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后来人们对“朦胧诗”所持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也正是这次论争的集中体现。随着这一时期的“思想解冻”，新诗潮诗人在思想、认识上也更加成熟了，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对黑暗年代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仍是这一时期“朦胧诗”的一个重要主题，但诗人已在其中注入了更多的对那段历史的反思，并最终使“朦胧诗”走到了作为“历史的见证”的位置上来；另外，这一时期的诗人对“朦胧诗”在文学史上所应该产生的作用，对“朦胧诗”的使命及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也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这标志着新诗潮的发展已由自发状态进入了自觉状态，同时也标志着新诗潮诗歌运动已进入了成熟阶段；第三，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歌在艺术上也迅速地成熟起来，诗人们勇于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表现方法进行大胆借鉴，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学中的优秀艺术手法进行有选择地吸收，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在艺术上，它们超出了中国新诗既有的水平。由于“”思潮的颠覆，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歌理论也迅猛地发展起来，一部分敏锐的理论家已经在关注新诗潮诗歌的人本主义英雄主义思想本质及其可能产生的历史意义，并开始为之寻求合理的依据。　但在当时，由于“”思潮的流毒还十分严重，它必然与这种“崛起”中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发生剧烈地撞击，这便是产生“朦胧诗论争”的根本原因，所以，发生于80年代初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本质上便是新旧两种思潮的斗争，这次论争虽然未能使旧的保守思潮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却打破了当代诗歌发展的“大一统”格局，使诗歌思想从“一元”垄断走向了“二元”并存，并启动了人本主义文学的健康运行。

创刊于1978年底的民间诗刊《今天》是新诗潮诗歌的主要阵地，它集中体现了新诗潮诗歌进入成熟阶段时诗人所追求的目标。它在创刊号发表的《致读者》中说：

“五四”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

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弃。【15】

这两段话至少传达出了这样的两层含义，第一，新诗潮诗人已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纳入到了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文学传统中去，把新诗潮看作是对五四人本主义文学传统的承接和延续，在诗歌中表现人的生存价值和自由精神；第二，新诗潮诗人已不再满足于对文化遗产的纵的继承，他们更注重于对世界先进文化的横的借鉴，同时也开始了对几千年来文学传统的反思。由于西方文学在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形成的是人本主义的文学传统，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对西方文学的横的借鉴，也便是对西方人本主义文学的借鉴，它与对五四文学传统的承接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对西方文学的借鉴，还在于对西方文学中的表现手法的借鉴，西方文学中许多表现手法对于我们当时的新诗潮诗人来说是新鲜的、陌生的，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们传统文学在艺术上的不足，因此，对西方文学表现手法的借鉴对于新诗潮诗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新诗潮诗人在这两方面认识上的成熟，表明了新诗潮的发展已由自发状态进入了自觉状态。由于新诗潮诗人在思想认识上的日益成熟，他们对“文革”历史的反思也更加深入了，“朦胧诗”的反思主题逐渐取代了先前的批判主题。“文革”十年荒废了新诗潮诗人的青春，使他们成了“被废了的一代”，他们在反思中也逐渐认清了自己那一代人所应处和能够处于的位置，那便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为后世提供历史的见证，也便是他们的人生价值之所在。因此，作为“历史的见证”，也就成了“朦胧诗”的最终主题。但无论是新诗潮诗歌的反思主题还是“历史的见证”主题，都继承了早期“朦胧诗”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进入成熟阶段以后，新诗潮诗歌仍在沿着人本主义英雄主义文学思潮的方向发展着。它们在诗歌作品中的体现，其主要标志是诗歌中人本主义者自我形象的塑造。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新诗潮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晓斌等人。

与新诗潮诗人在思想认识上日益成熟的同时，新诗潮诗歌理论也迅速地成熟了起来，许多敏锐的理论家很快就准确地把握到了那股不可遏止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涌动，他们从“朦胧诗”中看到了诗歌发展的健康轨道、看到了中国新诗的前途和希望，并为保障“朦胧诗”不被扼杀，而与旧的保守思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孙绍振先生在总结过去诗歌发展的教训时说：“到了《讲话》发表以后，许多诗人一下子还来不及严格地区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和诗歌创作中塑造自我形象的特殊规律的界限，事情走向了另一极端，普遍存在的情况是以直接表现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场景的过程为满足。诗人的真实感受被忽视了，甚至产生了一种回避自我的倾向。新诗在力图突破思想和生活的局限的同时，新诗的优良艺术传统却遭到了不应有的冷落。通过塑造具有独特个性和自我形象来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幻的正当途经荒芜了，长期为遗忘的青草所覆盖。”【16】他批评建国以来的诗歌“用一时一地的政治口号，来糊裱自我，成为普遍的倾向”【17】。这里，人本主义文学中的“自我塑造”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如何看待自我，如何对自我价值进行重新定位，也就成了一个辄待澄清的问题，显然，新诗潮诗人在这里与旧的保守思想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反差。孙绍振先生在后来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中指出：“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精神的敌对力量，那种‘异化’为自我物质和精神的统治力量的历史应该加以重新审查。”【18】对自我权利、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异己力量的否弃，是人本主义思想的根本要求，它在新诗潮诗人这里得到了确认，而新诗潮诗歌理论为它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刘登翰先生说：“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确定，给诗歌创作从思想到艺术的解放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首先是出现在诗歌中的人的形象不同了，不再是像一棵草、一个螺丝钉那样受着历史的驱使和等待救星的拯救，而是一个充分意识到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的历史主人形象。诗歌不再象过去运动那样把主宰历史的命运归结为救世主的恩赐。”【19】刘登翰先生的这段话正深刻地说明了对人的价值的重新定位对于诗歌发展的重要意义。当然，新诗潮诗歌理论对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推进，必然遭到来自另一方面力量的强悍抵制，譬如在人的价值标准问题上，程代熙就曾引用歌德的话说：“一个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呢？绝不是通过思考，而是通过实践。尽力去履行你的职责，那你就会立刻知道你的价值。”“可是你的职责是什么呢？　就是当前现实的要求。”【20】歌德的话当然没有错误，错误的是程代熙等人并不认为“当前现实的要求”是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反，他们认为当时的要求仍是那种所谓的“阶级斗争”。尽管当时“左”的思潮仍在竭力阻挠新诗潮的发展，但历史最终还是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权威和传统曾经是我们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丰碑，但是它的不可侵犯性却成了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障碍。它是过去历史条件造成的，当这些条件为新的条件代替的时候，它的保守性狭碍性就显示出来了，没有对权威和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21】新诗潮诗歌理论在新诗潮诗歌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新诗潮诗歌理论走向完善的标志是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个崛起”的诞生。新诗潮诗歌理论成熟以后，新诗潮诗歌理论家便和诗人一道，把新诗潮诗歌运动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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