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法国，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不但影响了西方世界，而且对中国也有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罗列出一长串名单：萨特、马尔罗、罗布-格里耶、巴尔特、福柯、德里达、德勒兹、拉康、利科、布尔迪厄、托多洛夫、克里斯蒂娃……等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对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不同的作用。这里，我打算选择一个目前在中国可能不知名、尚未被关注的法国作家德布雷（Regis  Debray）作为一个论题。
       德布雷的《教师，作家，名流：现代法国知识分子》（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Fra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在西方学术界是一本重要的讨论知识分子的论著。我所以选择他作为论题，旨在通过他的理论视野来透视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在汗牛充栋讨论知识分子的著述中，德布雷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用萨义德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多才多艺、足智多谋的法国知识分子"。[1]他是一个积极活跃的左派，50年代末古巴革命成功后，他到哈瓦那大学任教，后因与格瓦拉的关系被玻利维亚当局判处30徒刑，服刑3年后回到法国。社会党上台后他又出任密特朗的顾问。所以萨义德说："这种独特的际遇使他得以了解知识分子和体制之间的关系；此一关系从来不是固定的，总是在演变中，其复杂性有时令人吃惊。"[2]
如萨义德所述，德布雷的知识分子研究最著名的就是他深入讨论了法国知识分子与制度的复杂关系。这一研究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当代知识工业和知识分子的制度化问题尤有参照价值，这是因为在中国面向现代化的艰难历史进程中，制度化、专业化和媒介化作为一个必然趋势，正在不断地改变或塑造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及其角色。透过这一独特视角，我们可以瞥见一些知识分子角色的微妙转变。
       教师、作家、名流：法国知识分子的三步曲
       德布雷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现代社会制度的作用。恰如美国学者波卫指出的：《教师，作家，名流》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形成，以及他们与文化生产及知识-政治影响的各种力量复杂关系的一段历史，一种理论，一种分析。作为一种历史，它考察了自第三共和国到现在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作为一种理论，它探讨了作为"权力动物"的知识阶层矛性的社会存在，他们为了在不同的经济和技术环境中生存成功地调整自己及其利益；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具体分析，它透视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在结构，并具体解析了它与自己所服务或支持的那些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3]德布雷关心的是权力、体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他对法国知识分子批判力量的衰落忧心忡忡，因而极力主张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他的媒介学（mediology）。
       恰如他书名的三个概念所表征的，"教师、作家、名流"是法国知识分子发展的三个彼此有别的阶段。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就是传播、重复或改变文化象征和形象的人，他们控制着这些象征、符号和意义的系统。这类人包括教师、作家、政府决策人士、行政官员、媒介人士等。德布雷有一个基本的观念，那就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内在团结一致的群体，他们总是处于彼此争夺权力的斗争之中。所以，他不同意一种常见的说法，即知识分子是边缘化的角色。换言之，知识分子总是与权力错综纠结，这使我们想起了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古德纳的知识分子"新阶级论"，以及种种其他相关理论，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倾向，那就是强调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边缘化的角色，而是中心角色。德布雷的发现异常独特：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学为了掩盖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积极的政治力量，为了制造一个他们并不存在的幻象，必然会忽略他们。而那些宣称边缘化的具有某种颠覆作用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激进主义者，到头来他们不过是表面上所反对的那种霸权的奴仆而已。[4]从总体倾向上我们不难发现，德布雷的知识分子理论是激进的甚至是悲观主义的。
       依据这样的观念，德布雷具体分析了法国知识分子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走过的三个阶段，及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第一阶段是大学阶段，即从1880年到1930年。在这个阶段，大学作为主要的制度形式对知识分子具有重要作用。法国的大学与英美有所不同，在1871-1885年间，第三共和国所以使大学合法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把大学作为一种对抗教会、捍卫第三共和国的力量。这时的巴黎大学成为教会和拿破伦的世俗避难者的活动场所，他们以各种学科的专家和教授的名义而得到保护。因此，大学本身也就成为吸纳自由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阵地。大学与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密切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大学在资产阶级国家合法化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实施某种合法化的功能，尤其是它不断地生产出合法的文化价值，这些价值与大众媒介所制约的大众化和商品化价值是完全不同，因为它受制于某种资产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得体的（恰当的）"文化价值和行为。大学和教授曾经是集体记忆的贮存和价值与知识的象征。从这个阶段的基本社会文化语境来看，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典型形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与国家权威的联系和纠结，他们最初是作为捍卫第三共和国的社会力量和角色而出现的；第二，上述功能又是通过教师对特定文化价值的生产而实现的，即教师在那个时期乃是文化价值合法化的基本力量。他的这个分析与鲍曼关于知识分子曾经扮演的"立法者"角色的分析很接近。[5]不过我以为，德布雷的分析只关注到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的一方面，而忽略了他们与这一权力种种复杂的可能性，特别是教师作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官办大学体制内也有多种角色的可能性。文化生产的合法化和公共领域（大学就是一个重要的公共领域）的扩展，使得知识分子有较多的空间和余地来从事与国家和权威关系复杂的工作。这后一点对于我们分析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尤有启发。
       第二个阶段是1920年到1960年，在这个阶段对知识分子及其活动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制度形式是出版社。1930年代以后，大学的重要性在降低了，出版社成为知识分子重要的言论阵地和庇护所，而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异军突起。这一时期，法国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有许多都是作家，从萨特、波伏瓦、马尔罗，到卡缪、罗布-格里耶、莫里亚克等，都是这种角色，他们组成了一个由作家和编辑这类知识分子的"精神家族"。作家取代教师成为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意味着出版社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开始发挥重要的文化功能。同时，这也意味着作家这种话语形式与教授有所不同，一方面是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的表达既不同于以前教会严格刻板的表达形式，又有别后来流行的大众文化商业化和媚俗文风。作家知识分子与出版制度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个体制来获得自己的权力和权威，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我们分析中国当前知识分子的问题也不失为一个独特的视野。 
       第三阶段是1968年以后，也就是现在流行的分期概念--后现代主义时期。"五月风暴"以后，知识分子的角色似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萨特式的参与性知识分子逐渐衰落了，恰如福柯所言，普遍知识分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在专业领域里的专业型知识分子。德布雷则认为，知识分子告别了出版社转向了大众媒介，成为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等行业中的各种角色。在我们的一般理解中，出版社也应该是大众媒介的一部分，但德布雷认为大众媒介与60年代以前作家们所倚重的出版社是有根本区别的。这种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大众化的和商业化的，而后者则维护着文化自身的合法化根据和"得体的"文化价值。德布雷曾经把知识分子与媒体的亲近关系当作较高和较低的知识阶层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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