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内容摘要] 本文梳理了西方的现代性（特别是复兴的现代性研究）的理论谱系，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的主要特征，进而分析它与中国的现代性道路之间关联，并指出了我们应有的选择:强化问题意识,立足我国特定的现实，积极借鉴国外的现代，避免重蹈其覆辙，将外来理论与本土的现代化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

    [关键词] 西方现代性理论、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近年来，现代性成了大陆学界的热门话题，社会学、文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争相谈论。现代性之所以更有亲和力，原因可能是人们感到它比后现代与我们的距离更近些。现代性概念在大陆学界的流行一方面受到国外近年来的现代性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汉语学界学术转向有关，即重新反思传统、关注近现代传统变迁与我们当下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研究现代性，就是正视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从西方现代性研究的学术背景出发，围绕近年来国内对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的讨论，探讨了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及其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联。

    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理论谱系

    在当代西方学者的使用中，现代性（modernity）有时期（period）、特性（quality）、体验（experience）三种意义，而且在目前的现代性研究中都可以找到分别对应与这三种角度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其意义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特别是语言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经院神学，modern直接来自于意大利语modernus，它是由拉丁语“modo（最近、刚才）”演变而来的。对“现代性”概念颇有研究的姚斯认为，这个词5世纪就存在了，指的是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发展的过渡期，当是也出现了古代（antique）和现代（moderni）的对应词。(姚斯的《Literarische Tradition und gegenwat ,in 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Suhrkamp, 1970,pp.11―57。详见詹姆逊《对现代性的重新反思》，《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或H．Steffen编的《现代性的面相》（下）， Gotingen，1965年，pp.154。见刘小枫《现代性的社会理论情绪论》，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nescu）提出了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待现代性的视角，认为现代性概念起源于犹太―基督教的末世论历史观中蕴涵的宗教世界观，与特定的时间意识密不可分，即在“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第19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在法国，19世纪前半期才开始使用“现代性“（modernite）这个词。但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界定――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因其强调对“现时”的体验和把握，而具有了在现代性概念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沿着“经验”的路径，就有了本雅明、齐美尔等人建立在对于体验上的对现代性的阐释。与此不同，还有马克斯・韦伯、马克思、曼海姆（K.Mannheim）等社会学家从理性分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有相似的关注，但彼此又各具特点。这种状况既奠定了之后的现代性研究的基础，又为现代性理论的复杂性埋下了伏笔。

    其实，“现代性”是个涉及多种领域、有多种内涵而又不乏内在紧张关系的概念。正如汪晖所言，“现代性概念是一个时代概念，古代和中世纪是作为‘新’时代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革命、进步、解放、发展、危机和时代是其关键词。但现代性这个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性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分裂的和具有内在冲突的概念。”（汪晖《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见《学人》，第6辑，江苏文艺出版社）

    实际上，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现代化研究曾经是欧美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现代性研究才逐渐归于沉寂，大有被后现代研究吞噬之势。1976年，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出版，他强烈地谴责了后现代主义对社会造成的混乱。很快，德国的哈贝马斯就回应了贝尔的呼吁，发表于1980年的《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左右开弓，批评了贝尔的“老保守观念”，也批评了福柯、德里达等 “法国年轻保守派”对现代性的反对。之后，他在美国的演讲《现代性对后现代性》也迅速发表，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的“德法之争”。这样，许多欧美思想家纷纷介入，现代性问题成了多种学科争相关注的焦点，也就出现了现代性研究复兴。全面地梳理现代性的概念不是本文的任务，我这里只想介绍西方现代性研究复兴中的几种主要观点，为论述詹姆逊的现代性思想作些铺垫和参照。

    在当代西方复兴的现代性研究中，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和尤根・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的论述很具代表性。现代指的是“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而建立起来的科学，这些元话语需要求得“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大叙事”（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1页，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版）的支持。现代性就是指依靠元叙事、宏大叙事建立起来的观念、思想和知识，也可具体化为启蒙运动以来关于理性、启蒙、解放和进步等知识体系。现代知识借助于本质主义产生合法性，追求同质化的认识律令、道德律令等方式树立了权威。但应该看到，现代知识需要元话语，而那些元话语又依赖于宏大叙事的支持，借助于同语反复，二者得以共谋并形成了、合法的、权威的知识。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随着合法化的元叙事机制的衰落，叙述功能也“失去了自己的功能装置：伟大的英雄、伟大的冒险、伟大的航程以及伟大的目标。”（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2页，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版）因此，现代性的衰落也是必然的。但在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上，利奥塔认为，“一部作品只有先成为后现代的，它才能成为现代的。照此理解，后现代主义并不是行将灭亡的现代主义，而是处于初期状态的现代主义，这种状态是持之以恒的。”与此相对，哈贝马斯则极力为现代性辩护。他吸收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对社会领域的区分：科学、道德和艺术。他认为，随着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分离，从18世纪以后，“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被人安排分类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人们能够使得文化的每一领域符合文化的职业，而文化领域内的问题成为特殊专家的关注对象。” （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样，专家就控制了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和审美―表现结构。具体而言，“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设计亦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现代性就成了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利奥塔是反对现代性最为激烈、最为彻底的学者，但应该看到，这与他受过对现代性态度暧昧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响不无关联。福柯反对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或时代特征，而是作为态度来看待的：“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做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ethos（气质）的东西。”（福柯《何为启蒙？》，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4页）在福柯看来，作为态度的现代性“使人得以把握现时中的‘英雄’的东西。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对短暂的现在的敏感，而是一种使现在'英雄化'的意愿。”（福柯《何为启蒙？》，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4页）福柯是在讽刺的意义上使用“英雄”这个词的，即并不是通过试图留住转瞬即逝的时光或使之永远存在的方式使之神圣化。福柯把“启蒙” 称之为“敲诈”，他认为，只有通过“对我们的历史存在作永久批判”，才可能克服“启蒙”的局限，这也是现代性气质应有的特征。正是福柯开启了对现代性的怀疑，这也影响到利奥塔、吉登斯、鲍曼等人的现代性理论。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阐释现代性的，他揭示了互有关联的现代性的三个主要来源：“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disembeding）机制的发展”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其中，“知识的反思性运用”―― “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本身成为社会系统之再生产的内在组织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的作用很特殊。由此，他认为，并不存在后现代性时期，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现代性的更为普遍化和极致化的时代。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与吉登斯的研究思路相似，但他是在与“矛盾性”的关联中来理解现代性的，具体而言，“矛盾性”是“一段历史时期，它肇始于西欧17世纪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型并承受为（1）一项文化筹划――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2）一种由社会完成的生活形式――随着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发展。”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第7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他也是这样把现代性视为一个时段，“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一时段中，（世界的、人类生境的、人类自身的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联的）秩序得到反思，假如他终止了抑或风光不在了，那么，它就是一个思想问题、关怀问题和一个认识到自身、认识到确是一种有意实践并惟恐留下裂缝的实践问题。”（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第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他虽然把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段，但强调了其对实践的反思意识。而且，这个时期的社会与文化之间也充满了紧张。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上，他认为，“后现代性并不一定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以及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抛弃。后现代性顶多（抑或，不过）是一颗由于并不完全喜欢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并感觉到变革冲动，因而久久地、专注地、严肃地反观自身，反观自己的状况和以往行为的现代之心（modern mind）。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成年：现代性在一段距离之外而非从内部反观自身，开出详细的得失清单，对自己作深层心理分析，发现以前从未清楚地说出过的意向，并感到这些意向彼此抵消，不具一致性。后现代性是现代性与其不可能性的妥协，是一种自身监控的现代性――是清醒地抛弃了曾经不知不觉所做的一切的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第409―410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他强调了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的联系，特别是后现代性在外部对现代性的反思。他两人的结论与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的结论颇为相似，卡林内斯库首先区分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他进而指出，大约在19世纪前出现了“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与”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的分裂。他认为，前者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思想观念上看，“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一种可以买卖从而的时间，因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第4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等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后者引发了先锋派的产生，自浪漫派起就确立了激进地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具体而言，“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亡。因此，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它们往往各不相同），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第4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同是在“体验”的路径下阐释现代性，但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研究的社会学角度、比较的方法都使其研究鞭批入里、独辟。他认为，现代性“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经历，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的一切。”（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15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这种经验在全人类蔓延，涉及到诸如“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险”此类的经验。而且，在19世纪与20世纪还有着较大的差别：“19世纪的思想家们同时既是现代生活的热情支持者又是现代生活的敌人，他们孜孜不倦地与现代生活的模棱两可和矛盾作斗争；他们的自我嘲弄和内在紧张乃是他们的创造力的一个首要源泉。20世纪的思想家们则远比他们的先驱更加倾向于极端化和平面化。现代性或者受到盲目的不加批判性的热情拥抱，或者受到一种新奥林匹亚式的冷漠和轻蔑的指责；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现代性都被设想为一块封闭的独石，无法为现代人雕塑或改变。对现代生活的开放见解被封闭的见解所取代，‘既是/又是’被‘非此/即彼’所取代。”（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这样看来，就有了从规划（哈贝马斯）、态度（福柯）、叙事（利奥塔）、时期（鲍曼）、经验（伯曼等人）等方面理解现代性的角度，而且这些阐释彼此之间还存在着差异、分歧，以至于矛盾，它们之间的紧张源于现代社会、文化及其关系的复杂性。此外，由于哲学、社会学、美学和文学关注点的不同，更加剧了现代性思想的多样性。

    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出现代性思想的基本倾向，即现代性概念主要反映了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发生的社会方面的变革、创新，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对抗、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范围的人们的种种情感、体验、意识和反思。就现代性思想的来源而言，它是西方的发明和专利；就这种现象的存在而言，现代性是超越民族、国家、宗教的全球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同样，现代性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且与我们每个个体的存在息息相关。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够从比较的角度，从西方现代性的理论谱系中辨识出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的独特性，它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关联，从而确立我们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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