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一词在20世纪初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为了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社会核心地位，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相关的总体性关怀。"知识分子"一词是用来指称一个由不同的职业人士所构建的集合体，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一些公众人物，这些公众人物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过程，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知识分子"一词被创造出来时，les philosophes或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后代早已四分五裂了，他们散布于各自独立的专业领域中，他们各自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感兴趣，他们只是关注某一局部的问题。因此，"知识分子"一词乃是一声战斗的号召，它的声音穿透了在各种不同的专业和各种不同的文艺门类之间的森严壁垒，在它们的上空回荡着；这一个词呼唤着"知识者"（men of knowledge）传统的复兴（或者，可以说，这一词唤起了对于这一传统的集体记忆），这一"知识者"传统，体现并实践着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这三者的统一。　

　　话题的共同性，对讨论的共同参与，塑造了republique deslettres，而对复兴"知识者"传统的召唤的响应，对于其中所蕴含之权利及责任的承诺，塑造了知识分子团体。"知识分子"一词只是在表面上试图成为一个描述性范畴，其实，对它的外延，它并没有划定一个客观的边界，也没有预设界线的存在，不过，它确实把一个源泉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并征招那些自愿的应征者。通过唤起人们的关怀、忠诚和促发自我阐明的活动，使得专家们和艺术家们，从某一领域的权威成为知识者团体的政治、道德和审美的集体权威，"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法努力创造着它的所指。或许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知识分子"一词始终意味着一种广泛而开放的邀请--邀请人们加入到这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实践中来。因此，问"谁是知识分子"，而且期待着一套具有客观标准的回答，或者，更进一步地要求指出哪一些人是知识分子，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列出一张名单，指出哪些行业的成员属于知识分子，或者，在行业的等级体系中，在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则更无意义了。无论何时何地，被招募与自我应征的活动，共同创造了"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truth）、判断（jubgement）和时代之趣味（taste）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从对启蒙时代的集体记忆当中获取自身的意义，并由此而进入西欧的话语领域。正是在启蒙时代，作为现代性之最显著特征的"知识／权力"之共生现象被确立。这一共生现象是现代初期两种新产生的趋势的共同作用的产物：一种是包含着多种多样权能的新型国家权力的诞生，它必然会根据某种预定的秩序模式形成井管理整个社会系统；一种是与此相对的自治性的和进行自我管理的讨论活动的确立，这种活动能够导致上述的那种秩序模式的产生，同时，也是由于实现那种秩序模式所必需的实践，形成了这种活动。本书将对如下假设进行探讨：上述两种趋势共同形成了一种实践模式，这种实践模式与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相统一，并与一种被称作"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策略相关联。在这本书当中，我们还要讨论这样的一个假设：在这种实践模式形成之后，发生了国家与知识分子话语活动之间的分离，此两个领域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生了转化，这种分离和转化导致了另一种实践模式的产生，后面的这种实践模式与当前的世界观相统一，并与所谓"后现代性"策略相关。　

　　应予说明的是，本书所使用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概念，不同于那些显然是单纯对立的成对概念，那些成对概念--如，"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后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在使用中非常混乱。"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也不是作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同义词来运用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通常是一种自我建构式的描述，往往与自我意识、文化和艺术样式相关。本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达了"知识分子角色"所处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以及相应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这两个对立的概念，是从知识分子实践的角度，对近三个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或在西欧统治下的历史）进行理论总结的产物。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实践，可以被分别称作是"现代的"，或"后现代的"；作为划分知识分子实践之历史时期的"现代"与"后现代"，不过是表明了在某一历史时期中，某一种实践模式占主导地位，而决不是说另一种实践模式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完全不存在。即使是把"现代"与"后现代"看作是两个相继出现的历史时期，也应认为它们之间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关系（毫无疑问，"现代"和"后现代"这两种实践模式是共存的，它们处在一种有差异的和谐中，共同存在于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只不过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中，某一种模式占主导地位，成为主流），不过，即使是作为一种"理想范型"，这样的两种实践模式的划分依然是有益的，有助于揭示当前关于知识分子的争论的实质，以及知识分子可以采取的策略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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