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经济竞争力背后的支撑力之一是文化。浙江之所以成为经济大省，与它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温州经济发展模式是浙江经济的一个缩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温州的地域文化还有没有以往的影响和作用――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
    在温州采访，有个寓言 故事颇耐人寻味：一个外星人来到中国，在上海，他立即被圈起来进行展览，从中收取不菲的门票收入；在广东，他马上被人解剖了，分析他能不能食用、有没有营养；而在温州，他则竞相被人邀请去吃饭，然后问：“你们那里什么东西最好卖？”

    这个故事反映了温州人的特性：不放过任何机会。他们的这种商业头脑，就来自这里独特的传统文化背景。

    温州土地资源十分匮乏，人均耕地不足3分，史书记叙说：“温居涂泥之卤，土薄难植，民勤于力而以力胜。”在传统的“农本”社会中，这里的土地养活不了这一方人，需要到温州以外的地方去获取资源。因此，温州人自古就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善于捕捉各种商业机会，勇于外出经营谋生。

    据史载， 北宋中期，温州人口总数已有12万多户。到了南宋，大量北方移民的迁入，使这里的土地资源更加缺少，许多人必须在土地以外求得生存和发展。于是，这里出现了全国最早的个体工商户：机户。这是宋代纺织业中的小型作坊或机织家庭的专称。他们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并出卖纺织品。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生存环境迫使温州人必须突破“重本（农）轻末（商）”的传统观念，离土离乡，从事工商业。于是，瓯越之地就较早地形成了商业文化，人们“富贵而不务本”，纷纷走上了经商之路。有史书描写说，温州“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用备”，“海育多于地产”。在南宋时期，永嘉县的商业税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7倍多。

    这种悠远的经商传统和深厚的商业文化，渐渐地渗透到人们的血液，成为温州人的一种符号。有人说，温州人的头发都是空心的，每根头发里都蕴藏着商业智慧。

    根植于温州人骨髓里的这种“商人基因”，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条件，就勃发为一种经济现象。改革开放后，温州经济就发端于这种“草根层”的创业冲动，他们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亲帮亲，邻帮邻，很快形成了势不可当的商品经济。温州市的一位经济文化研究专家说，温州经济像一片浩茫的“灌木丛”，是在当地独特的地域环境下自发生长的，因此具有非常强的群聚性和生命力。这就是温州经济的特色。
    渗透到骨髓的“文化遗传”
    谈温州文化，不能不说“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学相对峙的思想流派。出生于温州永嘉县的学者和思想家叶适，集中了“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和他之前已有的“永嘉学派”所倡导的“事功之学”，加以丰富和提高，形成了一种务求实效的思想体系，在当时和后代都产生重大影响。

    永嘉是当时温州的州治所在地。“永嘉学派”的精髓是反对空谈性理，讲究实效，主张义利并举，“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表示应“以利和义”，而不是“以义抑利”。

    从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出发，“永嘉学派”批判了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夫四民（农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认为应该“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大力发展工商业。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强民，收复中原，实现国家大一统的远大理想。

    应该说，“永嘉学派”和“事功之学”，是以温州的社会经济土壤为根基的。但反过来，“永嘉学派”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这一地方的民间心理和区域文化传统，构成了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遗传因子”。

    文化传统决定人们的价值选择。“永嘉学派”虽是封建知识分子的学术流派，但表现的却是当地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这种渗透在温州人骨髓里的“文化遗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得到承传和表现。

    19世纪末，被称为“东瓯三杰”的陈虬、宋恕、陈黻宸，就继承了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批判“汉宋儒者，名修孔教，乃不能深求富教之策，立达之方……空谈心性，坐视国家之穷拙”，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勇敢地站在时代前头，传播西学，宣传维新，提出变法纲领，主张“齐商力，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发展现代商业，促进商品经济发育。

    因此，“永嘉学派”不仅奠定了特质鲜明的瓯越文化精神，同时又为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经济的发展演进轨迹和制度创新模式，无一不深深地打上了重视工商的传统文化烙印。
    不弃“小土堆”的务实之风
    温州的重商文化源于这里的地域环境和生存状态，是由生活需要而渐变为一种心理和文化积淀。因此，务实又是温州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

    “永嘉学派”所倡导的“事功之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生存哲学，它不作空洞的玄学讨论，自始至终追求一种价值取向：“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非常明确地说：“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他认为，“道不可须臾离物”，物质是一切道德思想的载体。因此，明清时期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概括“永嘉学派”的特点时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这种强调直面现实、尊重规律、有所作为的文化传统，直接影响了温州人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

    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的，对它的是非论争有时甚至非常尖锐。但身处矛盾旋涡的温州人，却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生意，鉴别一下哪笔合同“姓社”、哪笔合同“姓资”。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以商人的眼光进行价值判断和取向，这是“温州模式”不倒的奥秘所在。

    然而，与叶适同时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对这种文化不屑一顾，他讥讽“永嘉学派”说：“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了，只是小。”朱熹说的固然尖刻，但反映的却是温州人一切从现实出发的务实精神。

    温州人从不因为“小”而不为。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温州现代经济，就是从经营一颗纽扣、一枚徽章、一只开关开始的。实际上，温州人志在登泰山，但不弃“小土堆”，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才成就了今日温州经济的泱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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