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有关集体行动的研究在国内学界正成为一个跨学科的显题，本文旨在对这一研究领域作一个简要的考察并提出一些判断。作者发现，目前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运用结构性分析居多而过程分析较少；运用理性主义分析居多而建构主义分析较少；另一方面，在过程分析和建构主义分析的运用逐渐增多的同时，多种研究取向和方法也开始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在研究议题上，既有研究主要涉及集体行动发生的原因、政治机会机构、动员结构、策略和手段、话语等方面，有点遗憾是，大部分研究在这些议题上缺乏足够的理论关怀以及必要的实证方法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新的集体行动或者集体行动的新的特征的大量出现，挑战了很多既有的理论，它需要研究者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集体行动；结构分析；过程分析                 中国自1990年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急剧变迁，新型的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利益层面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逐渐增多，尤其是在基层社会，几乎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也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研究者的关注。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在近些年来开始逐渐增多，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们在不断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同时，也致力于本土化理论的建构。                 在这类文献中，有一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如“集体抗争”、“行动”、“群体件”、“社会冲突”“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等，而且每一个概念又往往包含一系列的子概念。研究者们在阐述自己所使用的概念时，往往坚持该概念在内涵或研究方法上的独特性。                 为了便于研究者之间的学术对话或交流，本文使用“集体行动”概念作为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或冲突的一个统摄性概念，〔1〕并把以上述的各个概念为“标签”的文献统称为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文献。总之，本文所考察的主要是国内学者研究1990年以后的“集体行动”的基础性研究的文献。                 本文的述评方法有两个。第一，以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为参照。首先，因为其理论与方法的相对成熟，在参照中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中国集体行动研究的基本状况；其次，一些研究者借鉴和使用了一些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并开始展开了对话；最后，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在发展中的一些探索和困惑，也可能是中国研究者们需要面对的。第二，本文交织地使用劳丹式的“概念问题”和“经验问题”两个角度来评估这些文献。〔2〕                 本文分为“研究取向与方法”和“研究议题”两个部分依次进行讨论。                 一、研究取向与方法                 1. 结构分析和过程分析                 结构分析方法可以简单地界定为以“结构”为核心概念，研究对象是所有的集体，试图通过个人与集体与相关集体之间关系来解释这些个人与群体的行为，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是集体行动中的参与和行动是与社会组织的划分相一致的。〔3〕在本文所考察的文献中，运用结构分析方法的研究最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对产生农村集体行动的基层政府与社会结构特征的分析。                 代表性的研究如，赵树楷认为农村社会的冲突主要由基层政府对农民的“利益剥夺”造成的；〔4〕张静通过对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联结构及其角色的变化的分析，认为当前的基层政府是一个稳定程度较低的基层结构，并日益卷入社会冲突之中。〔5〕在同一个脉络里，于建嵘则把这种分析延伸到对农村权威结构的分析，认为利益分化和冲突及基层政府行为失范而造成的农村权威结构失衡，是农村社会政治性冲突的基础性根源，同时，这种失衡的起动因素主要依赖于具体的诱发件。〔6〕                 随后的研究者在不断地拓展这项研究。如张玉林认为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压力型政治/行政制度下，地方官员们与追求利润的企业家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形成“政经一体化体制”。在这种体制所催生的环境冲突中，对处于先天性的弱势地位的农民而言，伴随着暴力的“群体件”就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促使企业和政府让步的途径。〔7〕肖唐镖认为“自90 年代中期以后， 他们(农民) 的行动越来越带有'迫逼性'的特点”。〔8〕这类文献均强调了结构特征对发生集体行动的决定作用。于建嵘在这个理路下，提出“压迫性反应”的解释框架，〔9〕认为在某些情形下，集体行动的原动力并不是基于行动主体的选择，而是基于对“集团”(参与者的集团)内外压力的反应，并借此来修正和补充当前流行的解释集体行动的“选择性激励”理论。于建嵘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把这种结构分析方法转向了对农民抗争活动内在结构中的“行动取向”的研究。〔10〕                 结构性分析也被运用于对都市集体行动的分析，代表性的研究如冯仕政考察了单位的异质性对集体抗争发生机制(反过来说也就是控制机制)的影响即单位特征的分割效应。冯的贡献在于没有采用“结构-行动”这样简单的对应式的模式，而是综合运用了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一些主流的解释框架，在结构与行动之间加入了机制这个环节，构成“结构-机制-行动”模式，其中的机制，被归纳为“制造相对剥夺”，“提供政治环境”，“便利资源动员”等。〔11〕但冯对上述的三个机制在一个具体的分割效应中相互间会是怎样的关联或相互影响，并没有给出一个有效的说明，同时，这项研究在总体上仍然是一种静态的视角，无法照顾到抗争事件复杂的互动过程。                 研究者们也在对这种结构性分析方法的不足进行反思。如孙立平针对静态结构分析具有“结构上的不可见性”的缺陷，提出了“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即“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并将过程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解释变项或解释源泉”。〔12〕应星拓展了这种研究方法，认为“叙事”方法与逻辑-科学话语同样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对于丰富社会学的想象力有着重要的意义。〔13〕在具体研究中，应星、晋军通过讲述西南一个水电站的移民集体上访的 故事，展示了弱者如何通过“问题化”的技术在中国当代独特的社会权力运作机制中传达出来，而且在集体上访及与其相伴生的集体“闹事”过程中可以发现农民与国家各自的行动的策略和边界。〔14〕随后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通过说故事的方式揭示了新时期发生在集体上访这样的正面遭遇时，权力是如何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实践中运作的。〔15〕李怀在一项对城市拆迁所引发的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展示了其“不确定性”的特征。〔16〕他批评“结构”解释夸大了社会政策等结构性条件对利益主体(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制约性，轻视了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而事实上，利益主体是追求多元化目标的能动的“行动者”，同时“行动者”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他们对利益的表达自然显得复杂而不确定。                 “过程-事件的分析”对行动者的假设契合了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的建构主义视角，即认为行动者是嵌入社会并被社会性地构成的存在，并且在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中改变其界限与特征。杨继涛利用这种方法，对鲁西南某景区开发引起的社会冲突进行的细致研究，展示了一个结构分析无法发现的机制和过程，即“发生在传统的农村社区的一系列冲突，不仅是利益的争夺，更是两种基于不同知识型态的观念的较量；在这种冲突中，随着各种斗争策略的运用，新型的权力网络逐渐形成，这一权力之网反映的不是冲突某一方的妥协或胜利，而是双方互相'学习'从而创造新关系的过程。”〔17〕                 本文至此，似乎给读者这样一个印象即对“结构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抱着抑前褒后的态度，事实上，在本文看来，这两种方法各有长短，前者能提供集体行动的一些关键的初始条件和情境，但往往无法对结构与行动之间的“衔接处”给出有效的说明；后者展示了集体行动的一些关键的机制和过程，却不能说明为什么恰恰是这些机制在起作用而不是那些。按照查尔斯・蒂利的说法，前者是大范围的原因，后者是小范围原因。〔18〕由此，本文认为，两种方法的结合似乎更有益于我们的研究。学者张静在运用结构/制度分析时称需要重视“过程”(“事件”)因素，认为它们之间是密不可分的。〔19〕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倡导这两种方法的融合，如渠敬东提出坚持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相结合的学科视角，处理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大问题。〔20〕而当前的研究现状是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结构性分析，而运用“过程-事件的分析”的研究还显得非常薄弱。本文认为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多种方法的融合。目前有研究者开始尝试融合这两种方法，如张磊在中观与微观层次上使用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在宏观层次上使用利益集团理论的社会政治现象，并把这两个层次结合起来考察业主运动产生的深层原因和动员机制。〔21〕孟伟在考察滢水山庄业主集体行动时展示了城市业主在进行活动中，以行动性集体进行策略性行动的行为特征。〔22〕                 2. 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                 在研究集体行动的文献中，理性主义也是常用的研究取向。简单地说，理性主义主张功利主义的自我利益中心的理性行动者模型，关注策略性互动，假定个人是依据其既定的利益、资源和条件制约而做出的审慎选择。                 代表性的研究是认为各种农村的集体行动包括“集体越轨行为”均是村民在综合考虑行动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和策略互动的结果。〔23〕有研究者开始用博弈论来分                 析农村集体行动的起因，构造了群体性突发事件起因的博弈模型：一个非对称的“鹰鸽博弈”模型，〔24〕以及认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产生根源在于弱势群体采取了偏离原纳什均衡的斗争策略。〔25〕                 西方社会运动主流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也是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但研究者逐渐发现，仅仅考虑结构、策略、工具主义等因素是不够的，要想构成对社会运动的完整解释，则需要重新考虑情感、意义(文化) 、认知等因素在集体行动的作用。由此，作为对主流理论的一种补充和修正的建构主义〔26〕开始得到重视。中国的研究者也在重复着这样的“转化”过程，开始质疑理性主义把各种集体行动都看作是行动者审慎选择的结果的假设，并认为在具有变通性、过程性和模糊性等特征的中国社会生活里，〔27〕这种假定是更值得怀疑的。                 已有文献中也有对情感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或表现出的特征的研究，有代表性的如孙正认为群体件参加者在聚众情况下产生的特定心态是其采取激烈对抗行为的心理基础。〔28〕这种特定的心态被归纳为：第一，群体件的参与者希望寻求直接快捷、短期奏效的方法，是产生激烈对抗的心理基础；第二，追求所谓正义与平等是激烈对抗的道义基础。第三，聚众形成的非理性心态是激烈对抗的重要原因。这和勒庞的分析方法相似。本文认为，这种归纳并不符合当前很多的实际情况。例如，“道义基础”，在一些利益诉求的集体行动中，往往仅是参与者所选择的、用来证明自己利益诉求具有合法性的话语。而且“聚众形成的非理性心态”的命题也是要打折扣的，现实中，常常见到相反的情形，例如，一些追逐利益的集体行动可以使聚众时仍保持着集体的理性的心态。其问题还表现在赵鼎新批评的那样，没有涉及到聚众形成的任何微观机制，也没有指明各类不同聚众得以形成的结构性条件。〔29〕而郭景萍对集体行动的情感逻辑的分析，似乎在弥补这种缺陷。〔30〕她认为无论基于团结需要，或冲突需要，集体行动都必须有情感的唤起。而集体情感程度与触犯人们利益需要的程度、与触犯人们核心价值观的程度正相关。而与社会控制程度负相关，这是集体行动情感变化有可能呈现的逻辑规律。但郭景萍的研究仍停留在逻辑推演的阶段，还缺乏关于这些命题的实证研究。在同一脉络里，赵鼎新在“情感性的行为是否会主导一个社会运动的发展，则取决于该运动的组织力量”的基本假设下，列出了一系列情感程度同社会结构(基础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如何关联的命题。〔31〕但这项研究所涉及的现实远比命题本身所概括的要复杂，有更多的因素或机制需要考察。                 社会建构论强调行动者是社会性地嵌入于集体认同感之中，能根据集体行动的需要动用自己的社会位置所供给的文化材料。代表性的研究有，佟新以一起国有企业工人发动的反对兼并的集体行动为例，分析了工人集体行动的“框架”过程。〔32〕同一个脉络的研究有，党国英把乡村社会中的道德、宗教、礼仪、典籍文化和宗法制度看作非正式制度，并依次分析这些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33〕陈映芳把包含了怨恨(或剥夺感、压迫感) 、概化信念及相关的话语的“权利意识”概念假设为在国家控制力以外影响市民行动选择、行动效果的基本要素之一。〔34〕翁定军使用了“印象控制”这个概念来表示移民在新的居住地常常采取过激的行动为自己建构一种“强硬的、不能被欺负的”形象，进而影响人们对待他的方式，而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是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35〕肖唐镖在一项实证研究中依据对“农民行动的信念基础”的描述和理解框架，从农村社会心态与行动的视角观测和分析农村政治稳定形势。〔36〕于建嵘在分析农民领袖的动机时认为对他们而言，“面子或声望”比物质利益更重要。〔37〕其中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是，李培林等把“阶级意识”作为影响冲突行为倾向的重要因素来考察，假设人们的利益变动情况可能影响到人们对自身所处阶层的主观认同，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公平感和生活满意度，并通过公平感和生活满意度最终影响到人们的冲突行为倾向。〔38〕李培林在另一篇文章中，把这种方法界定为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物质利益”的分析方法相区别的第三种分析方法，即“社会意识”的分析方法。〔39〕                 研究者运用建构主义视角提供了一些新的成果，但几乎都没有提供关于“建构”本身的机制或过程的有效解释，而常常有将社会过程(物理事实)化约为心智内容(建构事实)的倾向。在本文看来，建构主义者至少需要说明行动者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建构而不是那样、是形成这种认同而不是另一种认同等问题。一个更具综合性的问题是，理性、情感、文化等因素在经验中是裹在一起的，而作为分析性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集体行动所呈现出的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特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催生集体行动的不同特征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换言之，这些因素是怎样对集体行动的行动者发挥作用的？ 以及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纠葛”在一起的？有没有一些比较稳定的模式可以探明？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议题，例如赵鼎新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对这个议题列出了一组相关的命题。〔40〕本文认为这个议题的意义并不在于马上能给出一个确定的解答，而在于它能使研究者不断地开发出的新的研究议题和方法。                 二、研究议题                 1. 集体行动发生的原因                 在前文评述集体行动研究取向和方法时已经部分地涉及到这个议题，这里不再重复，而仅仅就其经验纬度的得失做一个评论。在这些考察集体行动原因的文献中，一个占主导的观点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的集体行动主要是由基层政府对农民的“利益剥夺”造成的，或者说是农民在现有的利益失衡的格局里的“被迫”的反应，城市里的集体行动也大多如此。本文认为这些研究主要反映了早期集体行动产生的原因。近年来，在农村随着农业税和各种附加税的取消以及一系列的惠农政策的出台，在城市，导致工人或市民采取集体行动的传统的原因随着改革和发展也在消退，这样，“被迫反应式”的集体行动开始减少，而随着新的利益博弈格局呈现，出现了一些新的导致集体行动产生的原因或条件，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主动追逐利益以及以维护某种价值为目标的集体行动逐渐增多。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对这种变化的关注或研究仍然不足。本文认为需要对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新类型集体行动的运行机制投入更多的精力。                 2. 政治机会结构                 政治机会( PoliticalOpportunities)是有利于或不利于社会运动的外部结构性条件的统称。                 对政治机会的关注是西方社会运动主流理论的基本议题。赵鼎新对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自我膨胀”进行了一番批评，但仍承认“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却是无可置疑的。”〔41〕                 在国内研究集体行动的文献中，刘能最早使用这个概念来分析都市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他的结论是“政治机遇结构是解释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之发生的最有力的一个自变量，因为它代表了促进或阻碍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的动员努力的几乎所有外部政治环境因素。”〔42〕但这并不是一个建立在实证经验研究上的结论。陈映芳在这个议题下的案例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43〕陈以“城市”为维度对政治机会结构进行了讨论，认为国家与城市间利益的分化和立场的差异，对于都市运动的行动者而言，有时意味着某种政治机会，而城市党政系统的权力结构及其控制力，往往是构成了中产阶层都市运动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政治机会结构解释框架也用于对动员结构和行动策略的研究。一个主流的观点认为在当前中国集体行动中的领袖或“组织”，几乎都面临着很大的“安全性困境”，〔44〕包括“结构性的限制和意识形态陷阱”，所以出现了不同于“群众逻辑”的“精英逻辑”和“弱制度化的组织”〔45〕(类似的概念有“隐性组织化”〔46〕、“组织化群体”〔47〕)等。                 农民集体行动的策略或方式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呈现出“日常抵抗”形式、〔48〕“依法抗争”、〔49〕“以法抗争”、〔50〕“沉默的共谋”、〔51〕“草根动员”〔52〕等多种形式，由于转型中的中国有一个充满地域差异、状况复杂的社会生态，因而这些解释框架均有适用它们的研究对象，而且往往是以不同的程度交织在一起的。在这种“安全性困境”下，经常的情形是，“在农民的消极和积极之间，在农民动员自身力量与依赖外部权威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农民的行动往往是在这些极端的分类之间游动。”〔53〕                 需要明确的是政治机会结构解释框架同一般的结构分析是有区别的。一般的结构分析往往把宏观的结构层次同集体行动的关系看成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政治机会结构则体现了客观的结构与行动者的主观认知之间的“关联”。正因为如此，运用政治机会结构的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去探寻围绕这种“关联”的诸多机制。                 3. 动员结构                 社会运动主流理论，重视人际网络和组织等动员结构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关键作用。根据赵鼎新的归纳，目前西方学者对动员结构的研究主要关心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探讨组织、网络和空间环境等因素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第二，探讨内在或外在社会动员结构在运动动员中的意义及作用。〔54〕国内研究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而且更强调领袖/精英在动员中的作用。                 集体行动的发动、过程的特征以及最后的结果，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同领袖/精英的特征和作用是高度相关的。石发勇的一项案例研究展示了精英的素质和能力是怎样直接关系到集体行动成功抑或失败的结果的。〔55〕提供类似结论的研究者有应星、陈映芳、张磊等。〔56〕这个议题还包括对领袖的特征、产生机制、动机、行动逻辑等的讨论。如于建嵘认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精英)的不同于一般群众的身份特征使其产生“见识”效应，这在他们树立威信的过程中至关重要，但让他们能够冒着各种风险充当领袖的动力，除了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考虑外，主要在于是他们在行动中不断被构建出来的“社会声望”，即“面子”。〔57〕应星在对移民上访案例的研究中则展示了另一个景象，他认为移民精英集团一旦形成，“就会具有独立于普通移民利益之外的自身利益，导致上访由'事本'向'人本'的转化，造成上访精英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个人冲突，并进而形成以告官打虎为核心内容的精英行动逻辑--这可称之为'精英逻辑'。”〔58〕同时，应星也看到了精英们在不同场景下表现出来的多种行动逻辑，而且这多种逻辑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整个精英集团的行动弹性。〔59〕                 关于动员过程中的组织，前文提到，由于存在“安全性困境”，表现出“弱制度化的组织”的特征，于建嵘称这种组织有些“神秘”，因为看不到这些组织的外在的组织化活动，而实际上其内部还是较为严密的。但随着形势的变化，随着“安全性困境”的压力逐渐减少，基层社会建立利益表达的正式组织的要求和行动也开始增多，于建嵘称“目前全国农村的许多地区存在各种形式的农民组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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