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中，唯识、心性、如来藏思想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佛学思想研究的焦点。耐人寻味的是，唯识、心性与如来藏思想融合而成的作为传统中国化佛教核心范型的心性如来藏思想渐渐成为佛教批判的对象，如内学院系欧阳竟无、吕、王恩洋以及汉藏教理院系释印顺即分别依据唯识学与中观学立场有深刻的审察与批判。在建立了现代佛教学术研究规范的日本佛学印度学界也是如此，比如近年兴起的“批判佛教”思潮，不仅对心性如来藏思想，而且对唯识学，予以猛烈的批判，乃至否定。

　　从佛教思想发展史看，在心性、如来藏、唯识思想三者中，心性思想出现最早，次之是佛性如来藏思想，最后是唯识思想。佛性如来藏思想与心性思想合流，并与瑜伽行派唯识思想彻底融合，最终完成了印度如来藏学，这是一种心性如来藏类型，或者按照瑜伽行派唯识学的观点看，即无为依唯识学。而中国化佛教正是在此基础上经过重新诠释与发挥发展而成的。

　　具体而言，唯识思想与心性、佛性如来藏思想合流之形态传到中国后，没有直接围绕佛性如来藏思想侧面展开，而是以无为依唯识思想或者心性思想侧面为中心立说。在中国最先译传的这方面经典基本皆是无为依唯识学性质。在这些译典以及译师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的思想的影响下，在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地论宗。地论宗的南道系建立八识说，其中以心性真如之净识为第八识，亦即自性清净心、佛性、如来藏，而北道系建立九识，其中以第九识为自性清净之净识。此等皆为无为依唯识思想。真谛所宗亦为无为依唯识学，他所译出之典籍多为这方面著述，或者是“无为依唯识化”之经典，即有为依唯识经典被改译为无为依唯识学性质者。据此成立的摄论宗所宗当然即可认为是无为依唯识学性质。这相当于瑜伽行派唯识典籍的“旧译”阶段。而玄奘的译事所代表之“新译”阶段，是有为依唯识典籍的译传过程。奘传唯识作为对护法的“有相唯识”的继承与发展，以严密与系统化为特征，代表中印有为依唯识学的最高峰。

　　在无为依唯识思想的译传与发挥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的无为依唯识学，或者说中国的心性学说、佛性如来藏学说。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乘起信论》的思想。该论对《楞伽经》、《胜经》、《宝性论》等以及地论师的思想予以总结并创造性发挥，无疑是中印佛教史上最为系统、严整的无为依唯识学著述，其说奠定了中国佛教的基本思想结构，相对于印度无为依唯识思想而言有相当大的发展。具体言之，提出了一心二门理论结构，以心性真如为真心、为如来藏，结合心生灭门之心性真如与无明的互熏，强调心性真如的实有与本觉，并强调心性真如为一切法之所依以及在缘起中之重要作用，导致被古今中国乃至东亚的一些佛学家表述得与印度吠陀奥义书传统的“梵我论”难以区别（比如真如缘起等说），梵化色彩极为浓重。特别是通过精致的理论化，此种无为依唯识思想（或者说心性如来藏思想）被奉为了义（显明、决定、究竟）之说，使前述梵化色彩固化而为中国化佛教的基本特质。《大乘起信论》标志着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中，无为依唯识学，或者佛性如来藏学说，转以心性学说的面目出现。以《大乘起信论》为奠基，辅以《楞严经》、《圆觉经》等经典，天台、华严、禅宗等宗派，通过“性具”、“性起”、“本觉”等心性理论的发展，完成并终结了佛教理论的中国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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