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门弟子是一个曾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举足轻重的文化群体。他们不仅著述宏富、造诣精深，而且均曾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缘此，他们能有机会充分阐扬学术观点与文化主张，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由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内部也曾发生了一些严重分化，个中缘由相当复杂，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一 

在老北大文科中，章门弟子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有朱希祖、钱玄同以及“三沈二马二周”。然而，其他几位章门弟子如黄侃、汪东、吴承仕等，却似乎与以上这些同门存在着明显的隔阂。黄侃离开北大，即是“为同门者所挤”[1](p27)；而当杨树达推荐吴承仕任教北大时，马幼渔也答复说：“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2](p26)双方矛盾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究其根源，这大致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所造成。 

首先，思想观点的分歧，这尤其以黄侃与钱玄同的截然异趣为代表。关于二人之间的矛盾，黎锦熙曾经分析说：“其远因实起于民七八年间的新文动”[3](p82)。具体说来，黄侃当时经常在北大课堂公开抨击钱玄同[4]。而作为回应，钱氏则批评黄侃的一首词“有点像‘遗老’的口吻”[5](p24)，结果引起黄氏大怒，“骂为看词都看不通”。时至1932年章太炎北游时，二人更在章氏面前大吵一架，黄侃首先指责钱玄同说：“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氏登时大怒，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帐！”于是双方大吵，以至于章氏不得不“疾出排解”，但是二人终于从此反目[3](p82)。由此可见，二人的矛盾实因思想歧异而起。与此相类似，周作人之所以不满黄侃，也与黄氏思想较倾向于守旧一派有关，他对黄侃所谓“八部书外皆狗屁”之说就极为反感，曾写道：“黄季刚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平日专攻击弄新文学的人们，所服膺的是八部古书，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是也”[6](p380)，言词中显然充满了嘲讽之意。 

此外，钱玄同与吴承仕之间在晚年也发生了一些矛盾，以致吴玉章在挽吴氏联中即曾说其“受同事排挤”[7](p1)。此事缘起于吴承仕向来在师大开设一门“三礼名物”，但到了1933年，作为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一定要将之废除。究其缘由，据黎锦熙猜测，“ 钱先生实在是不慊 于吴先生之专据《三礼注疏》，不辨‘古文家’说之疑伪而一律认为真实”[3](p77)；同时还有一种可能，即因吴承仕此时已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故引起钱玄同的不满，他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就指责吴氏“投机、腐化、恶化”[8](p5141)。而以上二说无论何种更确切，都说明他们二人之间矛盾主要是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所导致。 

其次，黄侃与同门之间的不和，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其性情乖戾有关。章太炎便一再评价黄侃“性少绳检”[9](p473)，“行止不甚就绳墨”，颇“异”[10](p260)，并且指出：“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谂”[11](p351)，“揣季刚生平，敢于侮同类”[11](p335)。周作人也回顾：黄侃“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6](p546)，“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6](p405)。朱希祖同样也说：“季刚才高气盛，到处龃不能容。”[12]甚至连黄侃自己也承认“余性卞”[13](p56)。不难想见，以黄侃如此乖戾的性情，其他同门是不愿意与之来往的。马叙伦即回忆：“季刚为人在其门中，如朱逖先、马幼渔、沈兼士辈固习知之，会集闲谈，辄资以为助。忆其将离北京大学时，其同门者皆厌与往来，唯钱玄同犹时过之。……及其后为同门者所挤，而胡适之因利用以去季刚。”[1](p27) 

再次，黄侃、汪东、吴承仕虽然也是章太炎早年所收弟子，但他们与其他弟子并非同时师从章氏。其中吴承仕是在民初章氏被幽禁北京时，才有机会问学于他的，因此“其同门……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2](p26)；而黄侃、汪东尽管早在东京时期就师从章氏，然而更多的是私下问学，似未曾长期旁听章氏在大成中学与《民报》社的讲学，故而他们与其他同门之间的接触较少，交往较疏远，私交亦较浅。这可以从《钱玄同日记》中的有关记载看出来，钱氏喜好“雅谈”，常拜访“三沈二马二周”，却极少与黄侃、吴承仕等人交往。 

最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侃、汪东、吴承仕三人均非浙籍人士，这在十分注重“省界”等地缘观念的近代知识界，便不免造成了他们与其他浙籍同门的隔阂。历史地看来，清末留日学生基本以“省”为单位，并由各省设立留日学生监督，留学生抵达日本后去的第一个公共场所，也大多是各省的同乡组织。缘是，“省界”观念逐渐形成，“如花初萌”，各省同乡会纷纷设立，以省份命名的刊物也层出不穷，如《湖北学生界》、《新广东》、《浙江潮》、《江苏》、《洞庭波》、《云南》、《晋乘》、《河南》、《四川》等，以至当时就有人观察到：“承流附风，遂遗其始，至今日而省界之名词已定矣”，于是“人人心中，遂横一大梗蒂，闻一议，接一人，遇一事，谈一语，必首相叩曰，是何处人”。[14] 

至民初，此种情况愈演愈烈，这尤其反映在蔡元培入主北大一事上。美国学者魏定熙曾敏锐看出：蔡元培通往北大之路，差不多每个环节均有浙江关系在起作用，“先后在北大工作的教授沈尹默、马叙伦、夏元、陈黻宸都极力支持蔡担任此职，这些人全是浙江人，而且都跟章太炎的弟子关系密切，这些弟子大多也是浙江人”[15](p125)。而沈尹默也承认：“ 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 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16](p171)因此，在这种几乎被“浙派盘踞把持”[2](p70)的情况下，黄侃等非浙籍人士“为同门者所挤”，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 

作为一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异军突起的群体，浙籍章门弟子最初是比较团结凝聚的。但由于各人性情与阅历有所不同，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深浅不一，如朱希祖便较少与同门来往，周作人曾回忆：“先是老北大，又是太炎同门中的老大哥，可是在北大的同人中间似乎缺少联络，有好些事情都没有他加入”[6](p563－564)。而随着时局的变幻，他们内部更是发生了一些分化，这尤其以鲁迅与钱玄同的分道扬镳为代表。 

关于二人交往，钱玄同在《我对 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曾经概括说：“我与他的交谊，头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这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二人关系变化的轨迹。具体说来，他们最初相识于《民报》社听讲，但当时关系尚不亲密，“仅于每星期在先师处晤面一次而已，没有谈过多少话”。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他们则在思想上产生了较多共鸣，交往也随之密切起来。从《鲁迅日记》来看，钱玄同每隔三五天就到绍兴会馆与鲁迅夜谈，往往一谈就是半夜。通过这些思想交流，钱玄同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由是促成了鲁迅《狂人日记》的诞生，并成功地动员了周氏兄弟加盟《新青年》[5](p305－307)。在《新青年》同人中，鲁迅与钱玄同之间的讨论也是相当频繁的，“他们两位碰在一起，别人在旁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是没有插嘴的余地的”[17]。在此期间，鲁迅还对钱玄同直白的文风予以了肯定，指出“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18](p47)。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他们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但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在此之后，鲁迅与钱玄同的关系却日益恶化，最终不仅二人“默不与谈”，甚至还互相抨击。如鲁迅即曾致信友人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19](p4)，“其议论虽多而高，字却俗媚入骨也”[19](p253)，“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19](p309)；而钱玄同也在此时的日记中多次提及：“购得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20](p4554)，“购得新出版之鲁迅《准风月谈》，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21](p5404)。当北师大学生邀请鲁迅讲演时，他更声明：“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22](p13)对此，鲁迅回应说：“钱玄同实在嚣张极了！仿佛只有他研究的那东西才是对的，别人都不对，都应该一齐扑灭！”[22](p22)可以说，二人关系至此已彻底破裂。而究其缘由，这大概包含了以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思想的分歧。鲁迅曾回顾说：“《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23](p456)，这无疑是对钱玄同“退隐”书斋、忙于“整理国故”，“忘记了《新青年》时代的精神而成了学者了”表示不满[3](p208)。与此同时，钱玄同反对开设“辩证法”一课也激起了鲁迅的愤慨，他曾作诗嘲讽说：“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24](p435)这一方面是对钱氏曾戏言“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的针砭，另一方面也明确表达了二人思想上的分歧。与此相对应，钱玄同则讽刺鲁迅是“左翼公”、“左公”[17]，并针对鲁迅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实行“鸣金收兵”、“坚壁清野”的措施，以示不予合作[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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