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史辨派”的影响，钱穆曾说：“《古史辨》不胫走天下，……三君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引者注）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之人几于无不知三君名。”[1](P1046-1047)由此可见，胡适、钱玄同、顾颉刚是“古史辨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在这三人中，胡适与顾颉刚的关系已不乏论列，但不知为何，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却迄今仍然缺乏系统的阐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展开专论。 

一 

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首先体现在他一再鼓励顾颉刚要勇于“疑古辨伪”。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回顾自己与钱玄同结识时曾说：“玄同先生，我虽在《新青年》上久读他的文字，又同处一校，可是没有认识；自与适之先生计画《辨伪丛刊》之后，始因他的表示赞同而相见面。”[2](P49)可见，二人正是在“疑古辨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共识。此后，钱玄同还一再对顾颉刚表示：“我并且以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3](P224)，“我们要看中国书，无论是否研究国学，是否研究国史，这辨伪的工夫是决不能省的”[3](P251)。当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在史学界激起“古史大讨论”时，钱玄同又立即发表《答 顾颉刚先生书》、《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二文，对顾颉刚表示公开支持。他明确肯定顾颉刚这一见解“真是精当绝伦”，“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3](P235)，并提出：“研究国学的第一步便是辨伪。”[3](P253)与此同时，他还疾声呼吁：“我们研究的时候，应该常持怀疑的态度才是。……而‘赝鼎’最多的国学界，尤非用此极炽烈的怀疑精神去打扫一番不可。”[3](P255)为了表明“疑古”的态度和决心，他甚至还在1925年8月废姓，直接以“疑古玄同”为名。同年12月，当顾颉刚筹划在《国学门周刊》刊登“《说文》证史讨论号”、反击柳诒徵的批评时，钱玄同也予以积极响应，他撰文声明：“他们看错咱们啦。咱们对于一切古书，都只认为一种可供参考的史料而已。对于史料的鉴别去取，全以自己的眼光与知识为衡，决不愿奉某书为唯一可信据的宝典。”[3](P265) 

至30年代，钱玄同的疑古态度愈发弥坚，他重申：“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3](P135)，“总而言之，咱们现在对于古书，应该多用怀疑的态度去研究它们，断不可无条件的信任它们，认它们为真古书，真事实，真典礼，真制度。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3](P304)与此相较，胡适虽在20年代初屡屡鼓励顾颉刚“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2](P12、15、23)，但到了1929年却向顾颉刚宣称：“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2](P13)由此看来，钱玄同在30年代仍然提倡“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显然更具有“疑古”的彻底性，柳存仁在《纪念 钱玄同先生》一文中就评价说：“在古史运动初期的时候，（他）最能发挥疑古的精神，这是一般人士都公认的”[4](P154)。 

而作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顾颉刚也一再提及钱玄同的鼓励。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就说：“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迅速。”[2](P80)在晚年所撰《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他也写道：“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2](P12) 

二 

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影响，还体现在他不断启发顾颉刚从“辨伪书”拓展到“辨伪事”，从“辨伪子”、“辨伪史”发展到“辨伪经”。 

如前所述，顾颉刚与钱玄同最初是通过编辑《辨伪丛刊》结识的，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曾经咨询钱氏：“我们的辨伪，还是专在‘伪书’上呢，还是并及于‘伪事’呢？”[2](P23)对此，钱玄同明确答复说：“我以为二者宜兼及之；而且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崔东壁、康长素、崔觯甫师诸人考订‘伪书’之识见不为不精，只因被‘伪事’所蔽，尽有他们据以驳‘伪书’之材料比‘伪书’还要荒唐难信的。……所以我认为辨‘伪事’比辨‘伪书’为尤重要。”[3](P221) 

今天看来，正是由于从“辨伪书”拓展到“辨伪事”，而且强调后者，才使“古史辨运动”超越了传统疑古辨伪的范围，进为“疑古”史学。而在这一方面，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启发是极为关键的。台湾学者杜正胜便指出：“疑古之风演成一股潮流，虽数顾颉刚出力最多，但钱玄同才是灵魂人物，唯有他的辨‘伪事’更甚于‘伪书’的明确主张，疑古作风才进入史学的领域。”[5] 

此外，钱玄同还大胆地号召“辨伪经”。他曾经向顾颉刚指出：“我觉得宋以来有四个大学者，本来都是可以有大成就的，因为被‘经’罩住了，以致大蒙其害。四人者，朱熹、颜元、章学诚、崔述是也” [3](P234)，“‘六经’在古书中不过九牛之一毛，但它作怪了二千多年，受害的人真是不少了；它作怪时用的许多法宝之中，‘伪书’和‘伪解’就是很重要的两件，我们不可不使劲来推翻它”[3](P250)。 

鉴于此，钱玄同一再鼓励顾颉刚勇于“疑经”。他说：“我以为‘经’之辨伪与‘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过之。因为‘子’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怀疑之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信仰它，……故‘伪经辨证集说’之编纂尤不容缓也” [3](P228)，“过去的学术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所以无论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种种国故的，无不宗经――宗《十三经》。他们尽管不信任‘史’和‘集’，甚至不信任‘子’，但一定信任‘经’。……所以我以为我们现在对于治国故的人们，应该供给他们许多辨伪的材料；而辨伪‘经’的材料，比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材料，尤其应该特别注重”[3](P136-137)。 

在具体实践中，钱玄同也身体力行地积极“辨伪经”。他在 1922年12月24日 的日记中即曾写道：“我极想采王充以来直到现代凡‘疑经’之论汇为一编，为推翻‘六经’之参考资料，……辨伪经实比辩伪子、伪史大，其重要因为子、史向不为人重视，打倒几部伪的，大家并不觉得什么，打倒伪经，实为推倒偶像之生力军，所关极大也，且此物不推翻，则非信为真正古史，即尊为‘微言大义’，于历史上、于学说上皆有损害也”[6](P2453-2454)。在 1923年2月9日 致顾颉刚信中他又再次表示：“一年以来，我蓄志要搜集关于‘群经’之辨伪文字。我以为推倒‘群经’比疑辨‘诸子’尤为重要。因‘诸子’是向来被人目为‘异端’的，……若‘群经’则不然。……然正惟其如此，咱们所肩‘离经叛道’之责任乃愈重。”[3](P233) 

从后来“古史辨运动”的发展方向来看，钱玄同这种观点显然具有转折性意义。顾颉刚即曾回顾说：“在九年冬间，我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2](P49)。胡适也评价：“崔述推翻了‘传记’回到了他认为可靠的‘经’，我们决定连‘经’都应考而后信，在这一方面，我们得着 钱玄同先生的助力最大。”[7](P336) 

三 

除了以上几点外，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还在于他一再号召顾颉刚打破“今古文之争”的壁垒。 

无可否认，钱玄同一生对今文经学较为偏爱，周作人即曾回忆说：“他总以今文学派自居，定别号曰‘饼斋’，刻有一方‘饼斋钱夏’的印章，就是到了晚年，也仍旧很爱这个称号的”，但周氏同时也指出钱玄同“对于公羊学派那一套微言大义并不相信”[4](P11)。这也就是说，钱玄同虽然偏爱今文经学，但是并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今文家。事实上，钱玄同在 1921年3月23日 致顾颉刚信中便自述：“我前几年对于今文家言是笃信的，自从一九一七以来，思想改变，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我现在以为古文是假造的，……今文是口说流行，失其真相的，两者都难凭信”[3](P225)。可见，自1917年始，他已经打破了今古文的“家法”观念。而从后来的研究实践来看，钱玄同确实摆脱了今古文之争的困扰。 

首先，他对今文家与今文经都进行了严厉批评。 1923年1月15日 ，钱玄同在日记中说：“东汉之古文家，对于五经的观念实比西汉的今文家要正确，而且能够渐渐找出条例来。……章太炎师以古文家自命，他讲经虽不能斩尽葛藤，然实贤于夸大之今文家，如康有为、夏曾佑等。”[6](P2478)与此同时，他还对胡适指出：“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又尊信‘今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2](P27-28)这显然说明他并非一味维护今文家。至于今文经，他也做出了严厉批评。 1925年9月22日 ，他在致顾颉刚信中就说：“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所以对于今之《左传》，认为它里面所记事实远较《公羊传》为可信”[3](P261-262)，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早年对《公羊传》的迷信态度。1931年，他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一文中又再次重申：“说到史料，不但古文经靠不住，即今文经中靠得住的史料也就不多，因为其中羼杂了些儒家‘托古改制’的文章。”[3](P309)至 1935年1月20日 ，他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更写道：“今文经固然不是全伪，然伪经亦正不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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