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空海（遍照金刚）等日本遣唐使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曲籍携归本国算起，中国古代文论传入海外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期间自然不乏阐释、研习之举，不过，说到海外学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较为系统的研究，那还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事。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有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二是对研究对象有较为真切的了解。对于绝大多数海外学人来说，只是到了近代，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展，才揭去了长期以来蒙在古老中国文化之上的神秘面纱，使之得以窥见中国文学理论的真实面目，从而一改先前凭借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主观臆测，真正开始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研究。
    当然，就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而言，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尚不能与我们自己的研究相比。然而必须承认，尽管如此，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仍有其特殊的价值。首先，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把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产物或表现来进行考察，而这是我们自己无法做到的。其次，它所采用的方法也与我们惯常使用的有别，而新方法的引入往往可以将研究导向新的层面，在我们司空见惯、习焉不查的地方有所发现。由此形成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无论与我们同或不同，都会给我们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东西，或印证我们已有的观点，或推翻我们既定的看法，或提醒我们注意到研究的不足，或启发我们尝试新的思路。即使是一种误解，也可能促使我们去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深化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海外学人的研究并未得到我们应有的关注，除了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有一些零散的介绍之外，真正从古代文论研究史的角度进行总结的论述可谓凤毛麟角。这也许和古代文论研究者自身条件所限有关，同时也受制于长期以来我们闭关锁国的格局。毕竟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刚刚起步，译介过来的海外汉学著述更是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也给我们从这一方向总结古代文论研究史造成了困难。所以本文的撰写便不能不有一种材料匮乏、管窥蠡测之感。好在本文的目的并非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全面述评，而重在对问题、规律的探讨，而且，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还是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使我们多少得以窥见海外学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情形，并得以在此基础上略作勾勒。
    本文所用“海外”一词，按照通常的理解，指中国境外的国家和地区。从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主要是欧美和亚洲的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此外，台港地区的研究也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所以本文拟分三部分来分别讨论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西方学者的研究和台港地区学者的研究，这样不但易于行文，脉络清晰，也较容易见出各自的研究特色。
    　　　　一、日本和韩国学者的研究
    在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日本学者无疑是起步最早、用功最勤的。这也许是因为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一种血缘上的联系，且文化交流的历史频繁而悠久的缘故。从有关记载来看，至少在唐代，随着官方和民间文化交流的开展，中国文学已为不少日本士人所研习。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８０４年），日僧空海以学问僧的身份参与使唐，三年后归国。在《文镜秘府论・序》中，空海叙述了他的编撰动机：“贫道幼就表舅，颇学藻丽，长入西秦，初听余论。虽然志笃静默，不屑此事，爰有一多后生，扣闲寂于文囿，撞词华乎诗圃。音响难默，披卷函杖，即阅诸家格式等，勘彼同异。”他于是将唐代中士流行的诗格去同存异，汇为一册，“庶缁素好事之人，山野文会之士，不寻千里，蛇珠自得；不烦旁搜，雕龙可期”。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空海所编之《文镜秘府论》，应该说是中国诗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到海外，虽然不免于粗浅，但到底开了先河。
    此后千余年间，日中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虽未中断，但作为专门之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却是到了本世纪初以后才真正开始。
    １９２５年，铃木虎雄的《诗论史》出版，［①］这通常被看作是现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嚆矢。是书共分三篇，分别论说先秦各家有关诗的见解，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明清诗论中的格调、神韵、性灵三种诗说。其中第三篇之第一章对唐、宋、金、元四朝的文论作了粗略的介绍，论及司空图《诗品》和严羽《沧浪诗话》。１９２７年，孙＠①工将该书一、二篇译出，易名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次年由北新书局出版。铃木虎雄这部书的出版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尽管该书有体例混乱、详略不一之病，却是第一部具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性质的著作，为后来中国学者撰写文学批评史提供了借鉴。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指出：“自孔子以来至汉末都是不能离开道德以观文学的，而且一般的文学者单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做为手段而承认其价值的。但到魏以后却不然，文学底自身是有价值底思想已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所以我以为魏底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②］我们通常以为将魏晋时期视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见解始于鲁迅，其实鲁迅很可能是接受了铃木的观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鲁迅１９２７年７月间在广州的一次讲演，原文中“文学的自觉时代”七字是加引号的，这表明原有所本，但历来注家均置之不理。［③］以鲁迅对日本汉学的了解，尤其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兴趣，他看过铃木原作并非不可能。倘若真是如此，那我们就不宜掠美，而应将这一观点的首创权还归铃木虎雄才是。铃木虎雄之后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并颇有成果的日本学者，当推出自铃木门下的青木正儿，他在１９３５年出版了《文学概说》，１９４３年出版了《文学思想史》，这两部书对于后来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很有影响。［④］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更得到长足的发展。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开始，以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为起点，在日本一些大学里逐渐形成了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热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斯波六郎为核心的广岛大学，以目加田诚为核心的九州大学和以吉川幸次郎为核心的京都大学。他们的研究使《文心雕龙》成为一门显学，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斯波六郎的《文心雕龙范注补正》和《文心雕龙札记》，目加田诚对《文心雕龙》全书的译注，均很能见出作者的汉学功力。吉川幸次郎本人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著述虽然不多，但出自其门下的兴膳宏、高桥和巳却发表了不少很有份量的论著，尤其是兴膳宏，堪称日本年轻一代学人中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突出人物。他于１９６８年出版了日本第一部《文心雕龙》全译本，并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其中发表于１９８２年的《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长达１１万字，从佛教影响的角度对《文心雕龙》作了细致的分析。此外，东京立正大学的户田浩晓对《文心雕龙》版本的考辨、译注，也颇不引为引人瞩目。他于１９７８年撰写的《文心雕龙小史》，是海外第一篇《文心雕龙》研究史的专论。概而言之，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日本学者对《文心雕龙》作了相当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资料整理方面，先后出版了兴膳宏、目加田诚和户田浩晓的全译本，冈村繁的《文心雕龙索引》（１９５０）；在理论阐释方面；则有高桥和巳的《刘勰文心雕龙文学论的基本概念之研究》（１９５５）、目加田诚的《刘勰之风骨论》（１９６６）、林田慎之助的《文心雕龙文学原理论的各种问题》（１９６７）、安东谅《文心雕龙之原理论》（１９７６）和《围绕文心雕龙神思篇》（１９８０）等等。１９８３年，王元化选编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收入日本学者自本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研究《文心雕龙》的代表性论文共１３篇，从而使我们对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还附带收入了冈村繁的《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况》一文，对自铃木虎雄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情况作了概述性的介绍，并附“主要学者及其著作（存目）”。另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的《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二辑）登载了由古川末喜选编的《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１９４５―１９８２）》。这两份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加上一些译介过来的零散论著，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便有了一个粗线条的轮廓。
    根据这些材料提供的情况，自５０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日渐开阔，研究队伍也日渐扩大。围绕《文心雕龙》研究，魏晋六朝时期的文论也为日本学者所关注。尤其是钟嵘的《诗品》。１９５９年，弘前大学的高松亨明出版了《诗品详解》；１９６２年，在京都成立了以立命馆大学的高木正一为代表的“诗品研究班”，共有包括吉川幸次郎在内学者２０余人，他们共同对《诗品》进行注疏，于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７１年陆续发表了《钟氏诗品疏》。在此基础上，高木正一完成了《钟嵘诗品》一书的写作，于１９７８年出版；而兴膳宏译注的《诗品》（１９７１）也得力于该研究班的成果不少。译注之外，还发表了不少理论研究论著。如高松亨明的《钟嵘诗品之研究》（１９５３）、高木正一的《钟嵘的文学观》（１９７８）、林田慎之助的《钟嵘的文学理念》（１９７８）、兴膳宏的《文心雕龙与诗品在文学观上的对立》（１９６８）和《诗品与书画论》（１９７９）等。
    魏晋六朝的文论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除了刘勰、钟嵘之外，几乎所有较有影响的理论家及其著作都有专文论及。从曹丕、陆机、葛洪、沈约、萧统、颜之推，直到李充、挚虞、范晔、裴子野，乃至连我们的批评史都很少提到的北魏孝文帝、温子升、北齐邢邵，日本学者都作了研究。对这一时期文论的整体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目加田诚的《六朝文艺论札记》（１９４７）和《六朝文艺论中的“神”“气”问题》（１９４８）、林田慎之助的《汉魏六朝文学论中情与志的问题》（１９６４）和《两汉魏晋辞赋论中的文学思想》（１９７４），兴膳宏的《文学批评的发生》（１９６５）等，都是其中较有份量的论文。
    有关其他时期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自然也不在少数。古川末喜选编的《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１９４５―１９８２）》共收入论著、论文５００余篇（种），虽然包括了翻译在内，但这数量也是相当可观了。从先秦儒家的诗论到清代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思想，举凡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略有影响的理论家或著述，没有不被研究到的。这的确不能不令我们感到惊异。在诸多研究者中，除了上文提到过的兴膳宏、户田晓浩之外，还有两位也很引入瞩目。一位是东洋大学的船津富彦，他的研究领域较为开阔，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所有重要时期，在冈村繁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他。他于１９７７年出版的《中国诗话研究》不仅在日本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诗话的专著，同时也是世界第一部。另一位是九州大学的林田慎之助，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汉魏六朝至唐代的文论，１９７９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该书被认为是日本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理论“最充实、也最有系统的一部著作”（冈村繁语）。从研究选题的角度看，日中比较诗学的研究也较为突出，出版了两部研究专著：太田青丘的《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１９５８）和松下忠的《江户时代之诗风诗论――明、清之诗论及其吸收》（１９６９）。此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如小泽正夫的《古今集序与诗大序》（１９５６）、《古今集序与诗品》（１９５６）、《从比较文学上看到的诗病说与歌病说》（１９７８），小西甚一的《中世纪表现意识与宋代诗论》（１９５１）、《本意说与唐代诗论》（１９５３），以及久松潜一的《六朝诗学与古代歌论》（１９６０）和国崎望久太郎的《沧浪诗话给近世纪的影响》（１９６０）等等。由此也可看出，这一时期日中诗学的比较主要是偏重在影响研究方面。
    限于材料，对于日本学界８０年代以来的研究现状我们知道的不多，不过从以上所述，可以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更多的成果。应该说，相比之下，在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日本学者的研究是最全面、最系统的，研究成果也是最丰富的。其研究特点，依我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起步较早。如前所述，在对中国古代文论作现代而系统的研究上，日本学者要早于中国学者。铃木虎雄于１９２５年出版的《中国诗论史》，无疑是中国古代文论史的开山之作，两年以后，中国学者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才问世，而且明确将铃木所著列为参考书之一。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研究》，在该书出版六年后，中国学者对诗话作系统研究的专著才陆续出版。［⑤］这虽然只是其中两例，却很值得我们思考。如果说，铃木虎雄得以着其先鞭是受惠于日本更早地接受了新学，从而在研究方法上领先于中国学者的话，那么船津富彦写作《中国诗话研究》并不占此优势，无论在方法的掌握还是材料的占有上，中国学者都更具条件。由此我们便不能不追问更深一层的原因。事实上，尽管在古代文论研究的草创时期，日本学者先行一步，但中国学者却后来居上，从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其研究成果远远超出日本同行。而且，正是中国学者这一时期的研究所得，为后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创造了重要的条件，然而自５０年代以后，的古代文论研究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人为地延滞了古代文论的研究进程。而恰恰是在此期间，日本学者又大踏步地追了上来，客观地比较一下从５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末中日两国的研究状况，我们非但在质上不占优势，甚至在量上也难以称雄。这应该是我们引以为鉴的。
    二是学风扎实。日本学者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尽可能将研究建立在一个牢固可靠的基础之上。较之其他海外学者，他们更注重材料的考辨，版本的校勘，这虽然有其独到之便（日本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文论著作的善本），也与日本学者注重实证的研究态度相关。我们看他们的研究，第一步往往是对文本的细读，认真做好译注工作，在此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如对《文心雕龙》、《诗品》即是如此。相应地，日本学者的研究论文大多以论述的细致绵密著称。凡所考证，必刨根究底，穷本溯源；而所作结论，也力求论据充分，材料翔实，颇有清代乾嘉学派的遗风。若与同期古代文论研究状况相比，日本学者很少受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干扰，也不特别强调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及诸如此类的意见，从而保持了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作一种历史的研究，以认识其为目的。而这正是我们同期研究所缺乏的。在我们一些研究者看来，日本学者的某些选题实在过于琐碎、偏狭，可以说没有多少理论价值，这或许不为无理。但自另一方面看，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追赶潮流，将大量的精力用于几个有限的课题上，而宁可去研究一些小问题。譬如抓住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多方征引，反复辨析，进而总结出某些有规律性的东西。所以题目虽小，研究却很实在。古川末喜选编的目录中有不少属于这一类型的文章，如魏晋南北朝的总论部分的《六朝时期“赏”字的例子》（小尾郊一）、《六朝诗中的“清”与“丽”》（大矢根文次郎）、《文学评语“遒”字的意义》（久保卓哉）、《魏晋之“论”》（横田辉俊）等。另外，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笠原仲二的专著《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１９７９），也是通过字源的考辨和字义的分析，来探讨中国古代美感意识的形成及衍变。
    三是有一种不为人后的意识，一种学术上的自主意识。虽然研究的对象是别国的古代文学理论，而非自己民族的遗产，但日本学者却不甘于只是翻译介绍，他们还希望以自己的眼光来认识，进行研究，与中国同行相互交流。当然，日本学者这样做与历史上中国文论曾对日本文学产生过大的影响相关，因而这种研究便不只是一种纯粹的外来文论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中遇到与中国学者意见相左的情况时，他们并不盲从，其所征引中国学者的有关论述，也只是作为理解、看法之一种，而很少视为既定的、不可易移的真理。我们姑且不论具体见解如何，单就这种态度本身而言，的确有可称道之处。
    韩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与日本有几分相似。
    首先是中国古代文论传入的时间差不多，都可以上溯到唐代。据韩国学者李钟汉的《韩国研究六朝文论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介绍，［⑥］早在公元９００年前后（唐代末期），曾于唐懿宗成通九年（８６８）入唐留学的崔致远所写的两篇文章已经引用了《文心雕龙》中的文字，这与日本空海大师使唐而熟悉中国诗学的经历颇为一致，只是这位崔先生没有将他所知道的中国诗学典籍整理出来，而空海大师则留下了传世之作《文镜秘府论》。而且，尽管接触中国文论的时间很长，但真正开始研究则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其次，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是从研究刘勰、钟嵘等著名理论家及其著作开始的，而且研究的重点似乎也在魏晋六朝。李钟汉道：“韩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重新开始研究的６０年代，其开端工作恰好是对《文心雕龙》、《诗品》的研究。”当时汉城大学教授车柱环首先对钟嵘《诗品》进行研究，于１９６１年完成了《钟嵘诗品校证》。这部著作和稍后完成的《校证补》在对照３０多种版本的基础上，对于勘正《诗品》流传中造成的讹误作出了贡献，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从而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此外，车柱环也是韩国第一个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他在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间撰写了《文心雕龙疏证》，虽然只是开头的六篇，也得到同行的好评。总之，在韩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车柱环是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开创者，同时还以其研究使韩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为世人所知，第三，在研究方向和学风方面，韩国学者也像日本学者那样偏重考证辨析，故其学术影响主要在资料整理方面。
    继车氏之后，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从李钟汉文和另一位韩国学者李章佑介绍韩国中国文学研究状况的文章我们知道，［⑦］到本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韩国已有两个《文心雕龙》的韩文全译本，一个是崔信浩的译本（１９７５），另一个是李民树的（１９８４）。虽说这两个本子主要参照日本兴膳宏的日译本因而价值不高，但对于使更多的读者了解《文心雕龙》却是非常有益的。［⑧］在理论研究方面，８０年代以来也发表了不少论文。至于《诗品》，除车柱环的《校证》之外，还有车柱环学生李徽教的《诗品汇注》（１９７０）和李哲理的《钟嵘诗品研究》。李哲理曾受教于李徽教，《钟嵘诗品研究》为其博士学位论文，论及《诗品》的研究概况、钟嵘之生平与文学观，和《诗品》之成书年代、版本、理论内涵等问题，并于篇末附有《诗品》详释。［⑨］对于魏晋六朝其他文论家如曹丕、陆机、葛洪等人，韩国学者也有专文研究，只是不及对刘勰、钟嵘那样深入。
    韩国学者对魏晋六朝以外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如何，由于材料所限，这里只能暂付阙如。不过，李章佑文章提到，韩国学者已经出版了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一部是车相辕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１９７４），另一部是李炳汉、李永朱合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１９８８）。此外，车柱环在１９７３到１９７７年间陆续发表了从《孔子的诗说》到《袁枚的续诗品》共３８篇文章，而以《中国诗论》为总题。虽未出单行本，但显然是一部中国诗论史。从这些成果多少可以窥见韩国学者的研究之大概。１９９２年７月，韩国中文学界成立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会”，由李炳汉任会长，车柱环为顾问，会员有４０多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韩国的境况。
    总之，与日本学者的研究相比，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仍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且后劲颇足，近２０年来的发展速度很快。相信正如李钟汉文中所说，假以时日，“必会有引人注目的新成就”。
    　　　　二、西方学者的研究
    从现有材料看，中国文学对西方产生影响，最早可以上溯到１８世纪初。通过海外贸易和传教士的活动，欧洲人开始接触到中国文化。１７３５年，法国传教士杜・赫德（L.P.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问世。这部洋洋四卷的巨著，谈到了中国的经书与文学，并摘译了元杂剧《赵氏孤儿》。这大概是欧洲人最早看到的中国文学译本。法国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曾据此改编为《中国孤儿》，而引发伏尔泰改编欲望的，是体现在原作中的那种惩恶扬善的理性精神。这种对理性的突出正是当时欧洲人所理解的中国文学的特征。此后，诸如《好逑传》等剧本和一些中国古诗也相继被译介到欧洲。据说歌德在看了《好逑传》之后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和我们是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歌德还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⑩］歌德的这一思想。被视为对比较文学的突出贡献。
    中国古典诗歌对１８世纪的欧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伏尔泰这样评价中国诗歌：“在这些作品中，作为主导的是一种睿智的调节，一种简朴的真实性，这与其他东方国家那种夸饰的风格大相径庭。”［①①］在伏尔泰那个时代，能对中国诗歌作如此理解是不容易的，这恰与后来意象派诗人的看法不谋而合。歌德对中国诗歌的倾慕，则表现为他模仿中国古诗风格而创作了《中德晨昏四时歌》１４首。１９世纪以后，随着大量的中国作品被译介到欧洲，中国文学对西方的影响更见明显。从作为中国诗学前导的角度来说，有两部作品尤为重要。一是法国贡古尔文学院第一位女院士朱迪丝・戈蒂叶（Judith Gautier）翻译的中国诗集《玉书》，该书初版于１８６７年，后被辗转翻译为德语、英语近１０个译本。二是英国人翟理斯（H.Giles）１９０１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这两部书对本世纪初叶的美国新诗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美国新诗运动的主将埃兹拉・庞德编译的《神州集》，埃米・罗厄尔与人合译的《松花笺》，则差不多成了当时诗人写作的范本。从意象派到象征主义，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一直持续不衰，以至于庞德宣称：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推动力”。［①②］
    然而，尽管给予中国古典诗歌如此的评价，对于中国诗学，西方学者却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据意大利学者珊德拉（Sandra Lavagnino）的研究，欧洲学者在１９世纪中叶就知道《文心雕龙》了。韦莱（A.Wylie）于１８６７年出版的《汉籍解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提到了《文心雕龙》，称：“《文心雕龙》是诗文评论的第一部著作，是刘勰在公元六世纪写的，被认为是体在思精的著作，但是目前的版本有缺点和很多错误，宋代出版的评论目前已丢失，清朝的黄叔琳以明朝的梅庆生的评论为基础，出版了《文心雕龙辑注》，是一个更完整的评论。”［①③］这段文字写得很在行（其中“评论”二字或系误译），非一般人所能道。或许因为是在上海出版，该书并未引起欧洲学界的注意。中国诗学著作最早译成外文，大概始于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该书介绍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并作了全译。在他之后，英国汉学家克兰默－宾（L.Cranmer-Byng）于１９０９年编译出版了《翠玉琵琶：中国古诗选》，其中选译了《二十四诗品》中的十首诗。不过，无论翟理斯还是克兰默－宾，都将司空图所作理解为某种哲理诗而非诗论。翟理斯说得很清楚：“《二十四诗品》明显是２４首独立的富于哲理性的诗作，它们以令人赞叹的方式表现纯粹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是每则诗品的主旨，也是诗人思想的主导。”克兰默－宾则称司空图为“善于表现丰富哲理的诗人之一”。他将“纤”译为 Return of Spring，“精神”译为 The Colour of Life，“含蓄”译为 Set Free，“典雅”译为The Poet's Vision，也正是从哲理诗的角度作另一种解释。所以，虽然作了翻译介绍，却非《二十四诗品》的，也非司空图的写作初衷。［①④］
    不管怎么说，这毕竟为中国诗学的传入提供了一种氛围、一种契机。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中国诗学开始被译介到西方，而且当即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１９２２年，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诗辨”、“诗法”两章由张彭春（Chang,Peng-Chun）译成英文，发表于当年九月号的《日晷》（The Dial）杂志。张彭春字仲述，天津人，为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胞弟，曾于１９１０―１９１６和１９１９―１９２２年间两度赴美留学，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艺术硕士和哲学教育博士学位，回国后以倡导新剧著称。译文前有当时美国文论界权威斯宾加恩（J.E.Spingarn）写的序言，说明《沧浪诗话》的翻译乃是应斯宾加恩的紧迫要求，并认为《沧浪诗话》“在八个世纪之前就预示了西方世界关于艺术的现代概念”，与西方以克罗齐为代表的现代美学理论相比，中国把艺术独立于哲学、伦理、宗教的思想要早得多。［①⑤］１９２９年，张彭春将《沧浪诗话》全书译出，在美国匹兹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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