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现吴大ｃｈéｎｇ＠①佚文史料的经过
　　
　　至2000年，笔者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担任研究员期间，先后在该研究院藏书阁及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等处发现以《吴清卿献策论》等为题之前述“六条”文字以及《辨党论》上下两篇，并曾向韩国学界撰文介绍其主要内容（注：权赫秀：《从［吴清卿献策论］来看清政府的对朝鲜干涉政策》，载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第4辑，2000年。）。而后，笔者又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进一步发现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与当时朝鲜政府兵曹判书金允植的笔谈记录片段，其内容即上述文字转呈之后朝鲜国王高宗及其政府方面的反应。至此，不仅发现了吴大ｃｈéｎｇ＠①在朝鲜期间留下的两篇散佚文字，且进一步得到可以印证该文字对朝鲜国王及其政府之影响的笔谈记录，其意义自然不仅在于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个人散佚文献之“重见天日”，亦将有助于甲申政变之际中韩关系的深入研究，因撰拙文，以向国内学界介绍上述两篇佚文及笔谈记录。

　　　　二、关于吴大ｃｈéｎｇ＠①佚文史料的历史背景

　　在中法战争的战云日渐浓密的1884年5月8日，吴大ｃｈéｎｇ＠①被任命为钦差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并获准“专折奏事”（注：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转引自顾廷龙：《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109页。）。于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得以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一道，担负起保卫中国北部沿海地区安全的责任，并开始介入清政府的对朝鲜政策事务。是年12月4日，金玉均等近代韩国急进开化派势力在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支持下，在首都汉城发动甲申政变，诱杀守旧派大臣数人，随后建立由开化派势力主导的新政权。当时驻扎汉城的清军在袁世凯等指挥下出兵干涉，使得这场政变于三天后的12月7日旋告失败，史称“三日天下”。
　　李鸿章与清政府于五天后的12月9日获悉政变爆发消息，并随即确定派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与续昌前往朝鲜“查办”的对策方针（注：详见世续等纂：《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96，中华书局，1987年，9-11页；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27-28页，31页，36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520页；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348页，354页。）。12月28日，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与续昌率领400名清军士兵乘“富有号”轮船抵达朝鲜西海岸之南阳府马山浦，并于1885年1月1日进入汉城，开始为期一个多月的“查办”，主要包括调查甲申政变真相、同朝鲜政府交涉以及同日本政府代表交涉等三项内容（注：详见前揭拙稿，《从［吴清卿献策论］来看清政府的对朝鲜干涉政策》。另按顾廷龙撰《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第115页，根据李鸿章致总署电而纠正吴氏《自订年谱》中“十八日抵仁川”之错误记载，改作“十三日（按指即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即1885年1月28日），申刻行抵朝鲜马山浦”，却于该条下书作“十五日，抵仁川港”，实际上仍是袭沿吴氏错误记录。查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一行之抵达朝鲜后，于次日登陆，并经水原府而进入汉城，根本没有经过已有日本军舰来泊之仁川港，详见当时李鸿章与旅顺、朝鲜之间往返电报及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致清政府之屡次报告。因此，《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中所谓，“十五日，抵仁川港”之内容，属以讹传讹之错误记录，应予更正。）。就在到达汉城的第二天即1885年1月2日，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一行第一次会见朝鲜国王高宗并进行笔谈，商讨朝鲜政府对日交涉方针。（注：《总署收会办大臣吴大ｃｈéｎｇ＠①函附件三：照录十一月十七日与朝鲜国王笔谈》，《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1588-1590页；《承政院日记》高宗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金弘集：《从政日记》甲申十一月十七日，高丽大学校中央图书馆编：《金总理遗稿》，汉城：高丽大学校出版部，1976年，112页。）
　　根据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记载，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同年1月14日，先后将所作“辨党论二篇”及“求贤论、育才论、节用论、恤民论、缓刑论、练兵论六篇”，交朝鲜政府“转呈国王”，同时亲书“节用爱人”与“民为邦本”两幅字转送国王。至同年2月7日，朝鲜国王高宗到南别宫下榻处第二次会见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一行并与之道别，吴大ｃｈéｎｇ＠①还向高宗赠送了古铜镜及枪法册子（注：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转引自《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118页；《承政院日记》高宗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高宗实录》高宗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金总理遗稿》，115页。根据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记载，当天吴大ｃｈéｎｇ＠①等曾将前来道别之朝鲜国王高宗“留之宴饮，薄莫（引者按：疑为暮）始归”。惟根据上述朝鲜王朝方面相关记录，朝鲜国王高宗于当天下午赴南别宫道别之后，又回到宫中，与大臣们商议吴大ｃｈéｎｇ＠①建议之书院规则等事，如此则首先在时间上与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之记载互相冲突。因此，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上述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另《高宗实录》将此事记入“十二月二十日”即1885年2月4日，并称“中国钦差吴长庆”，其时间与人名均误。）。第二天即2月8日，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一行乘船离开朝鲜仁川港而归国，从而结束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查办”之行。就在2月8日当天，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上奏光绪皇帝详细报告“筹办朝鲜善后事宜并起程日期”，可以说是关于此次赴朝“查办”之行的最终总结报告（注：《会办北洋事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ｃｈéｎｇ＠①奏筹办朝鲜善后事宜并起程日期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4-6页。）。该奏折中提到“转呈”朝鲜国王的上述文字，要谓：
　　臣等先以辨党论二篇，剀切晓谕朝鲜臣民，痛戒其党同伐异之见，由朝王刊刻颁示，并拟养贤、育才、恤民、缓刑、节用、练兵六条，按时立论，救偏救弊，大旨以培养寒士、体恤民艰为最要。若专任阀阅，不能破格用人，则士无进身之阶；若苛敛民财，不能量入为出，无藏富之日。士不自爱，农不安业，而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民，日习于游惰，即不免于饥寒，此民俗日偷而犯上作乱之机所由伏也。
　　可见，吴大ｃｈéｎｇ＠①是从劝戒朝鲜王朝努力消除如甲申政变之“变乱”根源的角度来提出善后对策建议，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等诸多内政问题，实际上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对朝鲜的积极干涉政策。其中，“辨党论二篇”与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记载并无二致，而所谓“六条”之内容顺序与《自订年谱》记载有所不同。鉴于上述奏折为吴大ｃｈéｎｇ＠①本人当时留下的第一手原始史料，而《自订年谱》记载系吴大ｃｈéｎｇ＠①年届六旬之际“追想之事，间有讹误，仅属初草，而未经润色者也”，（注：参见《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279页。）因而所谓“六条”文字的内容顺序无疑应以上述奏折为准。至于奏折中使用“臣等”字样，似乎表示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与续昌联名提出，应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上奏之际有意顾及与自己同行之“满员”续昌的缘故。事实上，该奏折本身就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的单独上奏，其《自订年谱》则根本没有提及续昌参与撰写上述文字之内容，韩国藏各印本均称“吴清卿”即吴大ｃｈéｎｇ＠①之名，其文风亦吴氏特有议论风格，因而完全可以断定为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个人作品。
　　仍由笔者发现于韩国的笔谈记录，根据其中“昨日国王拜领大人法书”等内容，其时间应是在吴大ｃｈéｎｇ＠①将上述文字及亲书两幅字转呈朝鲜国王高宗的第二天即1885年1月15日。至于自称“允植”之笔谈对象，则是时任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兵曹判书的金允植。按金允植，字洵卿，号云养，出身名门世家，为近代韩国汉诗文大家，在政治上则是近代韩国稳健开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至1881年，金允植以领选使资格率领朝鲜学生到中国天津学习“军械学造”，并奉命同李鸿章密商朝美条约等事（注：参见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汉城：白山资料院，2000年，52-91页。），从此长期负责朝鲜王朝对华外交事务，不仅同李鸿章等清政府负责对朝鲜事务的主要官员保持书信联系，与当时驻扎汉城的清军指挥官袁世凯等人也有密切来往。
　　甲申政变爆发之后，金允植没有接受金玉均等急进开化派势力所任命的官职，并积极要求袁世凯等出动驻朝清军进行武装干涉，因于政变失败后重新得到国王重用，被任命为掌握兵权的兵曹判书。（注：《承政院日记》高宗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高宗实录》高宗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收录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致总理衙门报告中就附有1885年1月7日吴、金二人在汉城笔谈记录，内容为商讨朝日谈判对策。（注：《总署收会办大臣吴大ｃｈéｎｇ＠①等函附件五：照录十一月二十二日与金允植笔谈》《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1617-1619页。）可见，当时金允植已成为朝鲜国王及其政府与吴大ｃｈéｎｇ＠①相沟通的一个主要渠道，同时也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代表清政府来影响当时朝鲜政府对日政策决定过程的一个渠道。因此，1月15日的吴、金笔谈，也应看做是上述沟通与影响过程的一个继续。
　　在笔谈过程中，金允植首先奉国王之命来转达对吴大ｃｈéｎｇ＠①“转呈”上述文字的感谢，并进一步商讨整顿朝鲜吏治与开办书院之事，即对上述“转呈”文字中所提建议表现出积极采纳的诚意。此次笔谈内容，不仅不见于清政府文献及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个人著述，亦不见于已刊之金允植各种著述，如《阴晴史》、《续阴晴史》、《云养集》及《金允植全集》（注：关于金允植个人著述等情况，详见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金允植全集》壹，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0年，卷首解题部分。）。因此，这一笔谈记录，不仅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的一份散佚文献，同时也可以视做有关金允植的一份散佚文献，因而也是近代中韩关系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简言之，在韩国发现的上述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三篇佚文史料，是反映1884年甲申政变之后中韩关系内幕的重要史料，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甲申政变之后中韩关系乃至分别在近代中韩两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之吴大ｃｈéｎｇ＠①、金允植两位人物，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基础。

　　　　三、吴大ｃｈéｎｇ＠①佚文史料在韩国的收藏情况

　　根据笔者调查，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藏有分别以《吴清卿献策论》及《吴长卿献策论》为题之两个活字印本，其中前者于第一篇“求贤论”右上方钤盖“藏书阁印”章，至于后者所谓“吴长卿”显系“吴清卿”之误。该两印本的内容，就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上述奏折及其《自订年谱》中所称“六条”文字。该研究院藏书阁目录中记载《吴清卿献策论》之书志事项则如下：
　　《吴清卿献策论》，吴清卿（清）撰，再铸整理字版，高宗年间～光武10。1卷1册（16张）。四周单边，半郭21.3×14.2cm，有界。半页10行19字，29.2×18.1cm，线装。
　　印：藏书阁。纸质：楮纸。
　　内容：一张1～2，求贤论。一张3～7，育才论。一张8～9，恤民论。一张10～10节用论。一张11～14，练兵论。一张15～18，缓刑论。
　　系中国人吴清卿向韩国政府献策者。（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编：《藏书阁图书韩国版总目录补遗篇》史部诏令奏议类，1984年影印再版本，13页。）
　　上述记录中，所谓“吴清卿”即指字清卿之吴大ｃｈéｎｇ＠①，该印本无疑就是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印行的吴大ｃｈéｎｇ＠①“六条”文字。此外，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藏有《吴清卿献策论》及《时弊献言》两印本，于第一篇“求贤论”上方分别钤盖“学部图书”、“朝鲜总督府图书之印”、“编辑部保管”三印及“帝室图书之章”、“朝鲜总督府图书之印”二印。其中后者之题经笔者确认，原作“求贤论”，书作“时弊献言”之题签系后人粘贴于原题“求贤论”字样之上，应是收藏或整理者所为，至于其内容及书志事项则与前者完全相同，实际上可以看做《吴清卿献策论》的相同印本。另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亦藏有《吴清卿献策论》印本两册，文字内容与书志事项与前述各印本并无区别，惟无任何收藏印。简言之，目前韩国共藏有《吴清卿献策论》六个印本，其文字内容与书志事项基本一致，应能视做同出一处的印本。
　　按藏书阁与奎章阁曾是朝鲜王朝专门负责整理并保管王室文献的部门，近代以来该两处所藏档案与图书文献先后归属大韩帝国政府帝室、学部及日本殖民统治机构――朝鲜总督府图书馆等处，如今则分别隶属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与韩国国立汉城大学。至于上述印本所使用之再铸整理字，是近代以来朝鲜王朝主要用来印刷官报及外交文书等官方文献的一种铅活字。综上所述，应能做出如下结论：朝鲜王朝高宗政府曾将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1885年1月“转呈”之上述“六条”文字加以印刷，并主要保存于宫中而没有予以广泛传布，《吴清卿献策论》之题应是由朝鲜王朝官员于印刷之际所添署。现藏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等处的六个印本，大都盖有帝室或朝鲜总督府收藏印，即表明该印本一开始就基本没有流传到民间。
　　韩国藏《吴清卿献策论》印本，均为铅印线装本，系前后两面印刷，包括封面在内，共计16张32页，全部文字为4346字。该文字中所陈“六条”之顺序，根据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上光绪皇帝奏折而重新确定，已如前述，惟原文各条并无一、二、三之序号，现由笔者添加于各条题目之前。
　　至于吴大ｃｈéｎｇ＠①当年同时“转呈”的另一篇文字即“辨党论”上下二篇，亦由笔者发现于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其书志事项则与《吴清卿献策论》基本相似：
　　1册（4张），古活字本（整理字），29.4.×18.4cm。四周单边，半郭：21.5×14.4cm。10行19字，注双行。版心：鱼尾无。（注：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编：《奎章阁图书韩国版目录》史部1225页。）
　　该印本于第一页上方钤盖有“帝室图书之章”、“朝鲜总督府图书之印”及“汉城大学校图书”（按：汉城两字为韩文）三印，第一页“辨党论上”之行下则明确署有“吴县吴大ｃｈéｎｇ＠①清卿著”，其内容与吴大ｃｈéｎｇ＠①在前述奏折及其《自订年谱》记载完全符合，因而可以断定为吴大ｃｈéｎｇ＠①所著文字。该印本亦为铅印线装本，所用活字与上述《吴清卿献策论》相同，惟使用单面印刷，于一大张分左右两面，中间版心部分标注一、二、三页码，共4张8页，全文计1193字。原文分辨党论上与辨党论下之两篇，与吴大ｃｈéｎｇ＠①本人作“辨党论二篇”之记载恰相符合。根据其书志事项以及收藏印等情况，“辨党论”上下两篇之印刷及收藏过程应与《吴清卿献策论》大体相同，即由朝鲜王朝官方印刷并保存于宫中，后经大韩帝国帝室及朝鲜总督府而最终收藏于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
　　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与金允植笔谈记录，则以写本形式见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藏“李鸿章等书牍”之中。全文两张4页，于“李鸿章等书牍”件内列为第10～11两张，共计36行291字。该笔谈记录于“国王”、“朝廷”等字样均用抬头格式，语及朝鲜国王高宗时亦于“病”、“来”字前空出一格，应是笔谈原件之抄本，惟其内容似非完全结束，疑为原记录之片断，笔谈各句前吴大ｃｈéｎｇ＠①、金允植之题，系笔者所加。至于该笔谈记录应单独整理而不应收入“李鸿章等书牍”件之中，则自不待言。该三件史料原无标点，并由笔者加以断句、标点，其中涉及朝鲜历史人物或事件者亦加以简单注释，至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内容则不另注，以省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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