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现代派对柯尔律治、艾略特、瑞恰慈的知性理论作了广泛介绍与阐发。柯尔律治的智力调谐理论演变为艾略特诗是经验、避却抒情、非个人化的客观理性的理论；演变为瑞恰慈的强调诗对经验中的兴趣、思想中的对立因素的平衡、组织、管理、有序的能力。叶公超诗学是对艾略特、瑞恰慈知性理论的中国化：提倡“扩大错综的知觉”，提倡“古今错综的意识”，比较艾略特传统论与宋诗“夺胎换骨”说。金克木以知性理论评论中国新诗，具有实践的品格。知性理论对卞之琳创作发生了根本变革。卞之琳转向知性的实践使其与转向超现实主义的戴望舒形成了鲜明分界，构成了现代派前后期的分界。

    如果说象征与意象这两种诗学方法和范畴在20年代中国诗学已经存在的话，那么，知性这个诗学范畴就纯粹是30年代现代派（以下简称现代派）诗学的专利。1933―1934年对柯尔律治、艾略特与瑞恰慈的知性理论之传播及其异同之研究，让此时的现代派在诗学理论风貌和创作特色上都与前期划了一道界线，甚至可以这样说，由于卞之琳向知性的成功转向以及叶公超、金克木、曹葆华在西方知性理论介绍中的跟进，现代派有了一个鲜明的代沟。这就是理论上的叶公超、金克木、曹葆华和创作上的卞之琳，代替了前期理论上的梁宗岱、朱光潜和创作上的戴望舒。30年代知性论的引入及其研究与推广，对40年代中国新诗派的诗学及创作起了直接的影响作用。

              一  知性理论的引入与传播

    笔者1992年已经指出过30年代现代派对知性理论的引入问题①，并且论述了现代派的这一美学特征。这一问题近年也成为学界关注的要点之一②。

    30年代最早介绍这一理论的是高明译日人阿部知二《英美新兴诗派》③，文章对当时流行的英美现代派的主知特征作了如下描述：“近代派的态度，结果变成了非常主知的。他们以为睿知（Intelligence）正是诗人最应当信任的东西。”“这种主知的方法论”“是依据着顾立治（通译柯尔律治，SamualTaylorColeridge，1772―1834）、爱仑?坡（EdgarAllanPoe，1806―1849）的系统”，“其特征就在其理论的，主知的，分析的态度，其诗之纯粹性，形式研究的深刻，和超自然的这一点。还有，近代派是作为在这系统之下的法国的诗人把坡尔?伐莱利（通译保罗?瓦莱里，PaulValery）仰作了他们的先辈。”这一介绍当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与此同时，北京地区的现代派学者却在向这个方向转向。 随后，知性理论在学院派中成为热潮。这一方面由于30年代初期瑞恰慈来华讲学，一方面也由于清华导师叶公超的提倡，曹葆华、卞之琳都进入了对知性理论的介绍之中。依笔者清理，30年代对知性理论的介绍有如下文献。论文部分：卞之琳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④，《北平晨报?诗与批评》上发有一系列译文。曹葆华化名鲍和译瑞恰慈《诗中的四种意义》⑤，曹葆华译瑞恰慈《诗的经验》⑥，曹葆华译瑞恰慈《论诗的价值》⑦，曹葆华化名霁秋译艾略特《诗与宣传》⑧，曹葆华译瑞恰慈《关于诗中文字的运用》⑨，曹葆华译瑞恰慈《现代诗歌的背景》⑩，曹葆华化名志疑译艾略特《论诗》11，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况》12，冯至《里尔克》13，闻家驷译艾略特《玄理诗与哲理诗》14，周煦良译艾略特《诗与宣传》15，周煦良译艾略特《勃莱克论》16，余生《英国诗：1932―1937―英国通讯》17。专著部分：曹葆华译诸现代主义诗论合集《现代诗论》18，曹葆华译瑞恰慈《科学与诗》19。现代派阐发了哪些知性理论呢?

    首先，关于知性的概念。知性即英文Intelligence，可译作智力，聪明，智能；在艾略特那里，有时也写作intellect，可译作智力20。它们的拉丁字源是intellectus。日人阿部知二在《英美新兴诗派》里说“知性”源于柯尔律治，“这种主知的方法论”，“是依据着顾立治（即柯尔律治）”“的系统”。指的是柯尔律治的一个论点，即“好诗不只在于意象。不管意象如何美丽，如何忠实于自然，其本身却不能成为好诗；只有意象受主导的激情控制，或有删繁就简、化暂为久的效果，或诗人受智力统率时，这样的意象才是好诗”。这是柯尔律治评论莎士比亚剧作的标准，后来成为新批评派的一个标准21。在对柯尔律治以后的诗学作探究时，研究新批评理论的学者认为，柯尔律治关于想象能把“不协调的品质调和”的名言广为传播后，导致了后来的倾向新批评的诗学家的发挥。在艾略特和瑞恰慈那里，就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发挥。艾略特认为想象能把逻辑上“不相容的经验结合起来”22，瑞恰慈采用中国儒家哲学的“中庸”论作为方法论，认为真正的美是“综感”（synaesthesis），因为“一切以美为特征的经验都具有的因素――对抗的冲动所维持的不是两种思想状态，而是一种”23。但笔者认为，卞之琳、曹葆华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叶公超此时对艾略特和瑞恰慈的热衷，与新批评理论家们的初衷却大相径庭：中国的知音们主要不是在关心一种批评观念，更不是在关心一种新的学术观点的产生，他们更关心的是一种新的诗美学的诞生，这种诗美学有别于他们从20年代新月派（卞之琳、叶公超就曾经是新月派诗人）、象征派那里继承下来的象征、意象这两个范畴的诗美学，这种诗美学是一种从根本上反浪漫主义甚至于反象征主义的价值观，这就是知性。特别是在诗人卞之琳那里，翻译了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之后的创作，与对这个诗美学之崛起极不敏感的戴望舒，形成了历史的代沟，也形成了现代派的后期新貌，知性这个概念导致了现代诗学的重要的转向，一是转向客观理性，一是转向综合包容。

    其次，在艾略特那里，它变为诗是经验、避却抒情、非个人化的客观理性的理论24。这个客观，是主观中的客观，这个理性，是感性中的理性；在瑞恰慈那里，在诗是经验的前提下，强调诗对经验中的兴趣和思想中的对立因素的平衡、组织、管理、有序的能力25。一则，艾略特诗学思想的客观性，即主观中的客观性。这体现在他的诗是经验、避却抒情、非个人化的一系列论述中。这是现代诗与法国象征主义逐渐疏离，开始倾向英美现代派的一个重要标志。卞之琳与曹葆华等人在1934年先后对艾略特这一思想的介绍，构成了30年代现代派诗学的这一转折。艾略特在中国的至爱叶公超作《学文》主编时，约请卞之琳翻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并编入《学文》1卷1期（1934年5月1日），在诗界学界加以张扬。曹葆华在主持《北平晨报?诗与批评》时，也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化名志疑译艾略特《论诗》即《传统与个人才能》26。艾略特在这篇著名论文中提出了两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27在我看来，艾略特的理论逻辑是这样展开的：诗的发展是同人类知识的发展即传统的发展一起发展的，因而诗人的发展也是不断舍弃自我，归附有价值的东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诗人不断的个性消灭的过程；只有不断地消灭个性才能让诗接近科学；成熟的诗人只在于他的头脑是一个更精细完美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各种经验可以自由形成许多新的组合；经验分成情感和感受，诗可以不用感情而用感受写成，如但丁《神曲?地狱篇》第十五章；因而诗人有的并不是自己的个性，自己只是一种特殊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把奇特与意想不到的印象和经验结合起来；诗人个人的感情可以是平凡简单的，诗里的感情却必须错综复杂，诗人的职务不在寻求新的感情，而在运用寻常的感情来化炼成诗以表现实际感情中根本就没有的感情；应该关注诗本身而不是诗人，诗应该非个人化，诗的感情是艺术的表现是非个人的。因而，这个客观就是诗人这个媒介中的客观处理，即主观中的客观。

              二  则，艾略特诗学思想的理性，即感性中的理性。这在他的玄学派诗研究中体现为思想的感觉化和想象逻辑的扩张。“玄学诗”（metapllysicalpoetry），是17世纪上半期英国一个诗派。艾略特于1917年写的著名论文《玄学派》归纳了玄学派的几个重要诗学特点：一是“把最不同质的思想用暴力结合在一起”；二是提炼出“感性的思想，也就是能在感情中重新创造思想”的特点；三是“象对玫瑰花的感觉一样”感觉思想；与此相适应，他在分析玄学派表现手法是“扩展一个修辞格”，“使它达到机智所能联想的最大范围”28；最后这一点即卞之琳所理解的艾略特的所谓“大力扩展想象逻辑”的特点29。而这一点，直接形成了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的诗学风貌。显然，艾略特的理性，即象对玫瑰花感觉一样去感觉思想的观点、“在感情中重新创造思想”，也就是感性中的理性。

    艾略特的上述思想，都可以在他对柯尔律治那段名言的理解上找到联结点和理论出发点。他的《安德鲁?马韦尔》一文在分析其《忸怩的情人》一诗时，大段引述了柯尔律治关于想象平衡能力的论述：“这种能力……表现在对相反的或不协调的性质能够加以平衡或其相互和谐上面：使同和异，普遍和具体，概念和意象，个别和典型，新奇与新颖感和古老与常见的事物，不平常的感情状态和高度的规律与深沉或强烈的感情……使以上这些对立面统一起来”30。这同瑞恰慈在《文学批评原理》中的引述有惊人的相似性：“那种综合的和魔术般的力量，我们把想象这个名称专门用来特指它……显现于对立的或不协和的品质的平衡或调和……新颖鲜明的感觉与古老习见的事物，异乎寻常的感情状态与异乎寻常的条理；始终清醒的判断和稳重的自持力与热忱和深沉的或炽热的感情”31。

    这一点，是艾略特与瑞恰慈统一的基点。瑞恰慈思想则基本上是柯尔律治思想的延伸和发展，这是30年代知性理论引入的另一个分支。

    再次，瑞恰慈诗学思想的综感论、张力论与戏剧化。在瑞恰慈看来，柯尔律治的平衡思想就是相反因素的对立统一，把这个思想引致经验，经验的平衡就成了瑞恰慈整个诗学思想的出发点。在这个基点上，瑞恰慈提出了综感论、张力论和戏剧化。

              一  则，在瑞恰慈看来，“诗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什么一种东西?”他认为是“经验”，经验有“次要的一股”即“智力的”；有“主要的一股”即“主动的或情感的”，这是真有作用的，是“兴趣”。“每种经验主要都是摆动到停息的某种兴趣或一团兴趣”。经验就是上述两种力量的作用。诗人想表达的只是“诗歌的整体”，“诗人写作并不是并不像一个科学家。他用这些文字则因为情境所激起的兴趣聚合起来把它们（就是这样）引入他的意识中作为一种工具以整理，管束，和团结整个的经验。经验本身（即横扫过心灵的冲动的潮流）乃是文字的本原与制裁。文字代表这种经验的本身”。在这里，瑞恰慈并不认为智力是诗的主要成份，而恰恰相反，认为它只是次要的成份，诗是智力与情感的统一，其中情感的主动即兴趣是最重要的，这合起来是经验。诗是整理、管束、团结经验的。强调这兴趣的产生发动变化形成新的感觉和冲动的过程，即经验的组织管理的过程32。这一点让他跟艾略特有一点区别，在艾略特看来，诗首先是经验，是逃避抒情的，艾略特的经验带有很强的理性内涵，即传统的、知识的内容，在瑞恰慈看来，这个经验不是智力的，主要是情感的；在《科学与诗》第4章《生命的统制》中，他对这一点有更明确的甚至是反艾略特的说法：“创作一首诗歌的动机是发于心灵的深处。诗人的作风是他组织兴趣时所依据的方法之直接表现。把言词安排得条理分明的惊人的才能，乃是把经验安置得井然有序的惊人才能之一部分。”“这就是说，诗歌不是可以用知识与研究，机巧与设计所能写成的。”瑞恰慈接着论述了博学与研究、制作都不是诗，而只是“像诗”，因为没有诗人的“个性”，“只有真纯的诗歌会给予适当的读者一种反应，这种反应与诗人的经验是同样的热烈，高贵和清朗，诗人因为是经验的驾驭者，因此也是言辞的驾驭者。”33这里第一是直接反对强调音乐的瓦莱里的制作，同时，与强调经验、非个人化的艾略特也划清了界限，反对制作。知性在这里有了两个分端：一个是强调在“组织”、“调和”中更关注个人情感的，一是在“组织”、“调和”中更关注对所有情感的“组织”。后者要深刻得多，也更接近现代诗的创作。前者还带有很强的浪漫主义的色彩。

    艾略特和瑞恰慈二人，在“对经验的组织”这个问题上统一起来，艾略特和瑞恰慈都同样强调对经验的整理、管理、组织的问题，这个思想源于柯尔律治，二人在柯尔律治那个出发点上和理论基点上得到了统一。

    二则，在这个基点上，瑞恰慈提出了他的综感论、张力说和戏剧化理论。.

    在《诗与科学》第六章《诗歌与信仰》中，瑞恰慈认为“诗人的职务是使一团经验有着秩序、谐和，并且因而有着自由”34。这一点是瑞恰慈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瑞恰慈在《美学原理》中提出的“综感”（synaesthe-sis）意谓艺术作品所产生的不同冲动的协调，对立情感的和谐；这里强调的是对立中的和谐，即综合感的问题，他在《文学批评原理》里提出的“包容诗”概念（poetryofinclusion）发挥了这一思想，认为只有包容诗才使对立的冲动取得平衡，而“对立冲动的平衡是最有价值的审美反应的基础”35。还提出了反讽论的观点，认为“反讽性观照”（ironiccontemplation）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通常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互相抵销的方面在诗人手中结合成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36。这样一来，瑞恰慈把柯尔律治的思想发挥到极点，同时冲出了柯尔律治把平衡局限在想象的领域的缺点，把它放在整个美的范围内加以立论，这也成为后来30年内新批评“张力”诗学的主要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瑞恰慈还提出了戏剧化理念。他认为“具有戏剧结构的诗比我们料想的多得多”37。这个观点与卞之琳后来的创作的戏拟性和非个人化有一定的联系。二现代派对知性理论的接受和变异

    正如上文已提到的，艾略特、瑞恰慈的知性理论对于中国现代诗学来说就成了最前卫的主张，特别是对于还沉醉在象征主义纯诗说里的一些现代派诗学家如梁宗岱，一些从象征主义向超现实主义转变的诗人如戴望舒来说，就成了一个分界的界标。艾略特的上述学说，从两个方面摧毁了现代诗学旧有的价值体系，一个是从郭沫若开始的诗是情绪是个性表现的浪漫主义诗学，一个是诗是音乐是象征的象征主义诗学。它强调感性中的理性、主观中的客观，强调对经验中对立因素的统一和综合、平衡。这直接导致了卞之琳的思想转向，叶公超的理论鼓吹和金克木的主知理论的发表，导致了30年代现代派在1935年最后的转向。

    叶公超一方面大力在学生中鼓吹艾略特和瑞恰慈的思想，在清华研究生和本科生中形成这种思潮，一方面亲自上阵，为艾略特和瑞恰慈呐喊。在这里，叶公超起到了中国现代诗学转向的精神领袖的作用。

    叶公超当时任《学文》主编，他亲自命令卞之琳翻译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发表在其主编的《学文》第1期上。同时，为其研究生赵萝蕤翻译的艾略特的《荒原》作序，并对其工作作了高度评价，认为艾略特“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的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价值呢”38。还为其研究生曹葆华翻译的瑞恰慈的《科学与诗》作序，认为当时的中国“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3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