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后发现代性是在假定现代性是一种普泛化的、全球性的过程和社会发展性质的情况下，针对并非原发的现代性，也就是受到现代性的影响而兴起的现代性运动而提出的。后发现代性作为当今中国文学的语境，它成为文学创作的基点，同时也应该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点。后发现代性在积极跟进现代性这样一个目标的前提下，也有着不同于原发状态的现代性的特性。既要承认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对于全球所在之处的共同影响力，也要充分考虑到并非原发的现代性对于所在国家文学的特殊影响。 

【关键词】 现代性 后发现代性语境 中国文学
　　
　　现代性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它是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文学所发生的变革的背景，也是影响作家和作品中人物的坐标。那么如何来认识这种现代性，就成为背景的背景、坐标的坐标，具有研究的出发点层次上的意义。
　　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本身的状况有着密切关联。从欧美发达国家角度看，中国在自工业革命以来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后发的现代性，其现代性是非常不充分的，也和西方意义的现代性有着差异。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通过现代性这一维度来切人中国的文学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意识到它的特殊性。这样的现代性不妨称其为后发现代性。它有着时间上的后发属性，更关键的在于，它在性质方面与西方现代性有着差异。而对这种差异的揭示，除了有助于理解和阐释具体文本，同时也应成为我们建构文学研究基本框架的出发点。
　　
　　一、现代性与后发现代性
　　
　　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研究文学的重要参照坐标。这里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文学描写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关注兴趣和审美追求，当社会和文化的总体已经进入现代性的框架，或者被现代性挪入到它的基本进程之后，那么文学的、审美的意识就不能不受到影响，进而研究文学的眼光也需要有相应位移才能跟进变化的节奏。
　　现代性作为一个与时代相关的概念，书写了文学的基本背景。钱中文说：“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规则。”可以说，科学和理性是现代性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它是文学所描写的生活的基本框架，也是作家据以观察和描述的基本坐标。
　　但是，这样一个坐标并不是明确的，至少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可以有多种不同意义的现代性。在卡林内斯库的著作中，他提出：“有两种彼此冲突却又相互依存的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或许还可以说，前面一种现代性基本上就是韦伯意义上的、可以由数字化来代表的现代性；后面一种则是现代主义美学意义上的、充满了叛逆性和标新立异特色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歧义丛生的概念，体现了一种矛盾。就是一方面它是被设计的，在这一设计中当然就会有一种总体的构想，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提出的关于“现代的构想”包括三方面内容：“按学科自身逻辑和规律建立起的客观的科学、普遍通行的道德和法律，以及自足自律的艺术。”在这种构想中，各个环节都有一种明确目标或指标。另一方面对它的看待则不可能有基本一致的所谓“科学共同体”意义上的范式。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现代性本身是作为一个时间坐标提出来的，它是代表现在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的趋势，可是现代性的狂潮席卷了全球，使本来意义上的时间性就也有了空间的属性。具体来说，就包括现代性的原发地区和后发地区之间的差异问题。
　　这种差异和背景因素有关。后发地区的现代性进程有着追赶先发地区的目标，也就是说，它以先发现代性的地区作为先生，同时也是作为对手乃至敌人。后发现代性的“后”其实也就有作为前缀的“post－”的意思，它是时间上的后发者，同时也是性质上的继承者和反对者。在这样的态势下，后发的现代性就不只是时间上的后于前者，而且也是性质上的异于前者。晚清中国的洋务运动，张之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对于现代性的积极认同和追赶，它并不是要达成欧美已经达成的现代化的状貌，而是通过这样的追赶之后，可以与欧美抗衡，并有效地保留传统的体制。日本在这一进程中，则是把现代性和日本传统的集体主义结合起来，这与欧洲在现代性运动中的个人自由发挥，乃至具有个人主义思潮的状况完全不同。同样道理，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带领民众进行的革命，推翻了当时积极推进伊朗的现代化的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实行了一种在西方看来是非常保守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管理模式。可是就是这样对于巴列维现代化进程加以否定的转变，也可能与现代性有着关联。有学者指出：“当代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并非如亨廷顿所说的是对现代性的反动，而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与西方之间的冲突，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如果这样的认识不无道理的话，对于后发现代性，就应该在现代性总体状况的审视之外，还要有一种专门的思考，即后发的现代性本身可能具有的一些对于原发现代性的反对因素，也可以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的形态来把握，即现代性内部生长出自我否定的因素。周宪曾经表达一个意思：“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他主要是说现代性和现代性所依存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引申一下，那么现代性自身是否也可以就有这样的不和谐因素呢?从后发现代性的表现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判断。
　　那么，这里在明确现代性作为一个庞大叙事的语境产生作用的前提下，为何单独强调后发现代性呢?从总体看，就在于它是现代性的后发者、继承者和反对者这样的多重属性的杂糅；从细节看，则我们切入到具体的如中国文学的研究时，就需要有和欧美文学的不同的审视。余虹提出：“正如理解西方‘现代’不得不考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一样，理解中国之‘现代’不能不考察中国式政党实践。”如果套用对西方文学的分析方法，可能就和实际状况疏离了。
　　假如我们把后发现代性作为当今中国文学的基本语境，就需要面对一个重要问题，即当今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为什么不可以把全球化作为基本语境?其实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提出来的，并且笔者也曾经撰文论析全球化时代文学的新的定位，不过，全球化可以看成是弥漫全球的总的视野，而对于当今中国文学而言，后发现代性应该算是一个更具体的，也是更亟需面对的议题。我们所见的每一种文化产品，都是在某一地区的文化土壤中生成的，都带有地域文化的痕迹，而在全球化时代，地域特点可能被放大为全球特点。每一文化就其产生渊源而言，都是一种地域文化，不同文化的地区差异，说到底就是各种地域文化的差异。在此系列中，由于全球交往的加剧，其中的某一种地域文化(姑且将它看成是地域文化)被放大为全球文化的代表，而其他类项的地域文化依然只是地域文化。原先它们都只是地域文化时，它们之间互不统属，而在某地域文化被放大为全球文化后，它就成为一个领袖，要率领、支配其他文化了。对于这种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当我们结合到中国文学进行探究时，采取后发的现代性这样一个切人角度可以说明更具体的问题，而且和全球化的视野并不矛盾。
　　或许还可以这样来认识，现代性问题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整个国家发生重大变化的中心问题。从洋务运动的施行，到政体的演变，到教育制度的改革，到对待国际事件的态度等等，都和中国欲图达成现代性有关，这样的基本态势也辐射到文学领域。而中国的现代性在发生语境上就是一种后发的状态，所以不妨称之为后发现代性。这样一种视角是动态的，它比笼统地说什么全球化更为确切。
　　
　　二、后发现代性的文学表征
　　
　　后发现代性作为一个背景事实纳入我们的文学研究视野之后，接下来就可以在此框架中扫描其在文学的具体表现。那么，至少粗略地看，它有着以下几方面的具体的表征。
　　
　　(一)趣味的移植
　　文学表达不只是意思的传达，而且也是文学审美趣味的体现。在后发现代性语境下，就有一个趣味的他者化的问题，即文学所传达的不是作者所在的文化的审美趣味，而是外来文化所规定的趣味。朱光潜在对比中西不同的悲剧观念时指出两者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关于悲剧的理解：
　　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他们不能容忍像伊菲格妮、希波吕托斯或考狄利娅之死这样引起痛感的场面，也不愿触及在他们看来有伤教化的题材。中国观众看见俄狄浦斯成为自己母亲的丈夫、费德尔对继子怀着私情，或阿德美托斯因父母不愿替代自己去死而怨怒，都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和不快。
　　朱光潜所说的事实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引起疑虑的只是在于导致所说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人将其归结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的强大影响力，世俗的丑恶和不幸不能得到化解，只能依靠艺术中的“大团圆”结局得到近似的安慰；而西方的宗教情怀可以使人通过终极的宗教关怀而释怀，世俗的丑陋在宗教的关怀之下已经不能使人受到伤害。撇开具体的文化差异的原因不论，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艺术惯例，不能有结束时悲剧的收场，而西方的悲剧就必须是这种收场。处于后发现代性语境的国人，在“看不懂”的同时，无法简单地放弃这样的艺术欣赏，而只能努力调整自己的艺术习惯，并且以能够接受这种相对于中国人来说属于异类的艺术模式为荣。这里可以见出，趣味移植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文化上的被殖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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