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一个马鞍形轨迹:初期 ( 1920- 1949)差强人意，中期(1950- 1979}}成绩最差，后期(1980- 1998}成就最大。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大环境尤其是政治和思想环境。近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缺点，也与研究者有着直接关系。研究虽然难以左右社会，却完全可以把握自已，保持学者的良心和清醒的头脑。这应该是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史给予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开创期，萎缩期，繁荣期

   我国文学源远流长，群星璀灿，名作如林，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独放异彩。然而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或者强迫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或者贱视文学为消遣的玩艺，以致直到19世纪末，国人尚只知有名为“国史”而实为历代皇帝家谱的“二十四史”，而不知文学史为何物。当然，我们也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即所谓诗话、词话、曲品、笔记以及作品序跋、评点之类的产品，然而其优者不过是文学鉴赏，其劣者更近于文字游戏。因为这类东西只有随意性的褒贬，而缺乏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的概括。最令人尴尬的是，产生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不是出自中国人，而是出自“洋人”，而且是“蕞尔小国”之“东洋人”①。我们的部分先人正是因为受到了“洋人”的刺激，才汲取了他们的美学思想、文学理论和科学方法，以他们为师，试图进行真正的文学批评，开始建立中国的文学史学。十分凑巧的是，中国人撰写自己的文学史，恰恰始于20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清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由武林谋新室出版。同年，东吴大学教授黄人开始撰写并讲授《中国文学史》，但起初只印成油印本，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才由上海国学扶轮社正式出版。在此后  短短的20年间(1900一1919)，即产生了至少12部中国文学史专著。其中著名者除林、黄之作外，尚有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谢无量著《中国大文学史》。由于这些作者都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文学素养，因而他们初试锋芒，即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外国老师。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至今仍不失为经典之作。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不但篇幅达30多万字，而且体例已相当完备，覆盖面十分广阔。全书分为“绪论”、“上古文学史”、“中古文学史”、“近古文学史”、“近世文学史”等五编，每编分为若干章，每章分为若干节。从中国文学之起源，至清末文学，涵盖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过程和所有文体。以至于在14年中重印了17次，后来的不少文学史都采用了这种体例及分期法。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则以规模宏大为显著特点，全书达170余万字，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纪录才被打破。足见中国不是缺乏文学史才，而是缺少发挥创造性才能的社会环境。

    中国近代文学(1840一1919)要比古代文学幸运得多，当它的历史尚未结束之时，中国学者不仅已经开始了中国文学史学的建设，而且开始运用西方的美学思想、文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进行文学批评。中国近代文学作为当时的当代文学，自然要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成为他们初试牛刀的实验品。譬如在前而提到的12部文学史专著中，即有6部论述到近代文学，尽管论述比较简略，却使其最早在中国文学史中，片有了一席之地。此外，在20世纪的头20年中，论述近代文学的专题文章一也有539篇，涉及近代作家129人①。足见当时己初步形成了近代文学批评的风气。然而当时参与近代文学批评的毕竟都是旧文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脱胎换骨，.成为新的文学批评家。因此，他们对近代文学的批评，虽然己经采用了专题论文和文学史专著的形式，但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序跋等传统形式;在内容方而则更多的只是对近代作家或作品的简单介绍，而不是进行规律性的探讨。所以在这20年中，根本谈不上对近代文学研究有何贡献，完全可以略而不论。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才真正开始。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才正式启动。这就是说，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近代文学本身的历史一样长，都是80年，而且在时间上正好相衔接。其间以“五四”为界。如果说这是一个巧合的话，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巧合:近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也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1920 1949)

     对于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是并存的。

    首先，近代文学刚刚过去，研究者有的是近代文学的读者，有的甚至是近代文学的参与者。他们对近代文学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和亲身感受。这为其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然而近代文学虽然只有80年，其繁荣程度却是空前的。作家数以千计，作品数以万计，文献浩如烟海。而且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使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方式趋于多样化，不仅有单行本，而且更多地见诸报刊。从而使作品极其分散，极易流失。加之时间过去尚短，既来不及筛选整理，也尚未经过时间的淘汰，鱼龙混杂.薰莸并存。研究者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研究.犹如大海里捞针，乱石中淘金，群山间探矿，莽原上拓荒，其艰辛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本时期近代文学著名研究者之一的郑振铎就说过:“我编辑这部《晚清文选》曾用了很大的努力与耐心:一来是因为材料的不易得;二来也因为材料的过多过杂，选择起来觉得非常的困难。如果编一部《古代文选》或《唐宋文选》之类，那些材料却还比较的容易找得到，且也还比较的容易选取其精华。但《晚清文选》的材料却一桩桩都要自己下手去搜罗的，可以说是无所依傍的工作。在各个图书馆里.这一类的材料简直不大有。以郑振铎的学识之博和藏书之富.尚且深感近代文学研究“无所依傍”，“非常的困难’，.那么一般研究者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30年间，战争不断，政治黑暗，经济衰败，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灾难深重的时期之一。研究者处身其中，往往连生活乃至生命都难以保障，遑论学术研究。譬如阿英在1930年代辑成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就因抗日战争.“纸型虽制，迄未印行，,.直到1954年才出版。然而同时也有对近代文学研究有利的一面。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加速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量涌入，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初步传播，从而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这对提高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本时期虽然社会.但作为当时全国文化和学术中心的上海，却相对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繁荣局面，以致大批文人学者聚集于此;加之上海本来就是近代文化的中心，保存的近代文学资料当然也就最为丰富。因此上海也就成为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在近代文学研究中作出了最大贡献。第三，本时期虽然政治黑暗，但对国民党政权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笔杆子 , 而是枪杆子，因此忙于内战外战，自顾不暇，而对意识形态的防范则力不从心，鞭长莫及。从而为文人学者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其突出表现就是文派、学派林立，各种文学作品和学术观点既互相斗争，又可以并存，虽然说不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不失为繁荣兴旺局面。

    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以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充分利用了上述的有利条件。尽量克服了上述的不利因素，在近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较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   

    其一遍地开花，收获不菲。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大多是作家，他们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完全出于兴趣，也没有任何组织和计划。然而由于各人的兴趣不同，学识有别，结果倒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而。在研究对象上，或各选自己喜欢或认为重要的近代作家和作品进行研究，或对近代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社团、文学思潮等进行研究;在研究形式上，或沿用传统的序跋、笔记式，或采用舶来的专论、专著、文学史等新形式，或致力于作品的搜集、整理、出版，或专注于作家、作品史实的钩沉与考订。可以说.他们己经利用了一切现代化的文学研究形式，而且涉及到近代文学的方方面面。关于这一点，仅从单篇文章和文学史著作两个方面就可以说明问题。据统计，本时期研究近代文学的单篇文章(包括论文、考证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序跋、笔记等，下同)总共有2909篇，其中综合研究472篇，作家作品研究2437篇，涵盖作家465人。本时期产生的文学史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分类史)总共出版了300多部，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此后50年出版的文学史著作的总和。其中或多或少、或详或略论及近代文学的，即在百部以上，更有几部近代文学史专著。虽然尚有不少近代作家作品和综合性课题未曾接触，然而最重要的作家作品和综合性课题却都有所论述。

    其二，迭出，卓见纷呈。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不仅在成果数量和研究广度上较为突出，而且由于胡适、鲁迅、瞿秋白、周作人、钱玄同、郑振铎、茅盾、阿英等一批名家的参与，产生了一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和精辟见解，成为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他们以自己的专长和优势，分别对近代文学的不同领域、不同局部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的某些著作堪称经典，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譬如胡适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①.虽然尚未提出“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也未解决近代文学的断代问题(该书的论述范围是1872- 1922年).但它实际上是第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专著，具有开创性意义。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揭示了近代文学与近代社会的因果关系，抓住了近代文学的“过渡性”特征，肯定了近代文学承前启后的作用，承认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发展过程,并从散文、诗歌、小说几个方面勾勒了这个过程的发展轨迹。可以说.胡适己经触及了近代文学关键的几个方面，后来的学者虽然在深度上超过了胡适，但在广度上却很难超越。又如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则是第一部中国小说史专著，其最后3篇，即《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谴责小说》，实际上概论了近代主要的小说流派和作家、作品，因而也可视为第一部中国近代小说史专著。至于观点之正确、论述之精辟、影响之巨大，更是人所共知，不必赘述。又如阿英著《晚清小说史);.虽然只是研究晚清(清末十余年)小说的专史，但因为中国小说至晚清才发生根本性变化，才具有近代意义，而且形成了小说的空前繁荣局面，产生出一大批近代新小说的代表作，因此集中研究晚清小说就等于抓住了近代小说的核心。况且《中国小说史略》对于近代前60年的两大小说流派狭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的论述己经相当充分，而对于晚清小说的论述却显简略。阿英集中研究晚清小说，可以说是扬长避短，拾遗补缺。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阿英长期致力于晚清小说的资料工作，如搜集晚清小说作品、辑录《晚清小说目》，掌握着丰富的晚清小说资料，因此《晚清小说史》提及的作品多达200种以上，其中加以论述的作品也有50多种。如此大的覆盖面，是后来的任何近代文学史著作所难以企及的。又如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卢冀野著《近代中国文学讲话》、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也都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首先，其中的两部不仅明确提出了“近代文学”这一概念，而且用诸书名。这意味着作者己经认识到近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应该承认它的独立性。尽管他们所指的近代文学的范围与后来学者公认的有所不同，然而其先觉之识却功不可没。其次，这几部文学史专著所论述的上限虽然各异，但它们有一点相同，即均未将“五四”当作前后两段文学史的界碑，而将“五四”前后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这一观点在1950-,1960年代曾被否定，而随着研究的深入，1980-1990年代却又被不少学者所肯定。至少说明这种观点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又如吴文祺的长文《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不仅是第一篇，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是唯一阐述近代文艺思潮的力作，将它视为第一部近代文学批评史也未尝不可。不仅如此，该文还是最早把近代文学史的时限界定为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在这一点上，作者的见解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人。除了这些文学史著作之外，本时期也产生了一些重要论文和中肯见解。譬如胡适为《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所写的5篇序文①，无不考订精详，立论稳当，堪称重量级论文。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等人对于武侠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也不是一味加以批判，而是从社会背景、国民性乃至市场规律的角度分析其盛行原因，说明其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本时期毕竟是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时期，其缺点是在所难免的。要而言之，大致有二个方面:

    其一，选题不准，严重失衡。如上所说，本时期的研究成果并非太少，研究范围也并非太狭。然而由于研究者大多出于个人兴趣，又不能掌握近代文学的全貌，因而在研究选题上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结果造成了近代文学研究的严重失衡。仅从单篇文章的数量来说，即可以看出二种失衡现象:一是综合研究与作家作品研究的失衡，前者仅472篇，后者达2437篇;一是不同文体研究的失衡，计诗词研究51篇、散文研究20篇、小说研究114篇、戏曲研究160篇;二是不同作家作品研究的失衡.即多数作家作品只有寥寥数篇甚至1篇简单介绍性文章，研究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少数作家作品。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苏曼殊，他的传世之作只有30余万字，而论述其生平及作品的文章竟多达263篇.，占本时期作家作品研究的九分之一，难怪鲁迅谓之“曼殊热”。这显然是苏曼殊的奇特身世和独特性格起了作用。

    其二，队伍庞杂，学风不正。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固然不乏治学严谨、功底深厚乃至大师级的学者，但就大多数来说，却是既缺乏治学训练而又态度很不严肃的。有些人被卷入近代文学研究队伍，并非因为对近代文学的价值有所认识，而是出于兴趣、好奇、消遣等等，讲述苏曼殊佚事的文章特别多就是明证之一。有些人则是因为社会需要而被迫卷入这个领域的。比如本时期之所以产生了300多部文学史著作，就是因为教学的需要，以至于它们多为讲义或教材。文学史这门学科需要多少代学者的积累才能建立，而在当时的中国来说.，专门学科才传入不久，很多人都是匆忙上阵，并无足够的准备，其质量的低劣也就可想而知了。最为恶劣的是抄袭成风，以致文学史著作虽多，却是一副面孔。比如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始于先秦，迄于现代国防文学)就是用他人28种文学史及有关著作拼凑而成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几乎一字不差地被抄了进去。而令人惊奇的是，它竟一印再印，颇为走红，这足以反映当时文学史著作(包括近代文学史著作)的一般水平了。

    其三、歧见纷呈，观点片面。本时期的文派、学派很多，既有新旧之别，又有门户之分，以致在文学观和学术观上呈现多样化与相排斥的局面。如果是正常的相互竞争乃至斗争，必将对文学的繁荣和学术的进步起促进作用。遗憾的是，各家都派性膨胀，视异派为敌人，必欲置对方于死地.以至于讽刺谩骂、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因此看起来热闹非凡，其实只能是互相伤害，于事无补。即以新文学家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来说，这本来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所据理论落后，所持观点偏激，所用方法不当，致使其实际效果和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比如他们批判鸳蝴派的核心观点，就是认定对方信奉“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其实只能说明他们不承认文学的娱乐功能，不懂得文化的市场规律;他们否定鸳蝴派的通俗小说形式，则不仅说明他们漠视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而且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至于他们大骂鸳蝴派作家为“文丐”、“文娼”、“文氓”、“文妖”等等，更是有失身份。正因为如此，才使他们对鸳蝴派的评价成为过眼烟云，终被历史所抛弃。即使是前述名著也往往难免观点的片面性。比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将语言的通俗与否作为区分“活文学”与“死文学”的标准，因此对近代通俗小说推崇备至，而对近代的旧派诗、词、曲不屑一顾，显然是一种的片面观点。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相反，只讲诗、文、词、曲，不讲小说，则是一种传统的保守观点。

    综观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尽管存在诸多缺点也没有建立起近代文学史这一门学科，然而毕竟对近代文学进行了初步探索，作了全方位的扫描.对某些问题和某些作家作品更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产生了一批传世之作，从而为近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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