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后现代主义代写论文自兴起以来，它一直冲击着文学艺术和社会文化。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之下，翻译活动不再被认为是文本间的语符转换，一种机械的复制和模仿，而是一种对话性活动，一种信息的传播活动。1990年，翻译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马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m)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这一口号，标志着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兴起。既然翻译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那么，译者所肩负的使命就不应仅仅是将原文的语言信息在译文中予以再现，而且还应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尤其在处理含有文化色彩的语句时译者更应牢记所肩负的职责。就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来说，译者不仅要向汉语读者介绍西方的文化，更多的是要向外界介绍我们中国的文化。
　　
　　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翻译的任务
　　
　　美国文化理论家弗德里克・杰姆逊一方面看到后现代、后殖民时期全球文化的趋同性，另一方面也看到当今世界图景中不同文化系统的冲突和对抗性。第一世界拥有文化输出的主导权，而第三世界文化则处于边缘地位，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文化的侵略。因此，第三世界文化要采取正确的文化策略，使本土文化展现出新风貌，通过文化对话求同存异，进而走向世界。杰姆逊期望第三世界文化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破除第一世界文化的中心性，进而在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潮流中，展示第三世界文化的风格。随着欧洲中心主义的，东方文化或第三世界文化，这种另类文化的价值和内涵正逐步被认识、弘扬，东方文化在学术研究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若使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翻译是一个不可缺步的中介；它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背景和桥梁，而这种交流既包含着认同、发挥、重建，也伴随着误读、转义、剥离和解构，形成了一个无止境的变通过程。面对整个世界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如果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很可能游离于世界文化思潮的发展之外。张岱年认为，文化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文化要素间具有可离性和可相容性，并主张对文化结构进行重构，创造新的文化系统。在翻译界，对于异质文化的重视随着文化学派兴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关注多元文化及其异质性、扩大文化资本、加强文化的对话，已是国际翻译界涉足开拓的―个重要领域。
　　世界文化秩序的重构，主要涉及到文化态度，即如何看待现代化过程中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的问题。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化经过迷人的春天、成熟的夏天、衰退的秋天，现在已进入僵死的冬天了。季羡林先生则认为，现在已经轮到中国来扮演世界文化主角的时候了。不同文化相互了解、尊重、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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