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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教养:创建生态文明所必需的国民素质

2017-06-02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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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教养:创建生态文明所必需的国民素质,摘要:生态文化教养,是通过各种教育方式和有利的环境熏陶和浸染,使所有社会成员

  摘 要:生态文化教养,是通过各种教育方式和有利的环境熏陶和浸染,使所有社会成员具备建设生态文明必需的生态文化素质。它包括生态知识教养、生态伦理教养、生态审美教养和生态行为教养。培育生态文化教养必须以中国生态文化传统为根基,同时吸收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来发展当代的生态文化,以服务于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根本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化教养;中国生态文化传统

  Abstract: Ecological culture literacy refers to the ecological culture quality of all members of a society acquired through various ways of education and positive influences of surroundings. It is composed of ecological knowledge literacy, ecological ethic literacy, ecological aesthetic literacy and ecological behavior literacy.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literacy must be based upon Chinese tradi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e and in the meantime absorb knowledge of contemporary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to achiev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culture literacy; Chinese traditional of ecological culture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工业文明,作为威胁全球生态环境的文明类型,已在不可逆转地衰退下去,而替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只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笔者感到,目前对生态文明的探讨,人们多从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等视角进行,而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建构生态文明中所需的生态文化素质则思考较少。因此本文尝试提出生态文化教养的概念,以阐述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所必须具备的生态文化的基本素质,希冀作为引玉之砖,引发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高见。
  
  一、建构生态文明需要生态文化教养
  
  人类创建新的生态文明之需要,源于工业文明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知识的普及,人类活动诱发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生态灾难的教训,使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如果不彻底改变征服自然的态度,不改变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开发自然的生产方式,不改变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不改变损害生态环境的社会制度和不公正的国际关系体制,则不可能长期有效地阻止地球生物圈的加速退化,人类最终也会由于不适应生态环境而在地球上消失。为了整体地解决以上问题,不少学者提出创建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来取代工业文明,而不是继续以生态现代化来维持工业文明,或者以可持续发展的狭窄思路来改善环境并促进全球经济,这确实是一种睿智的看法。因为,只有当绝大多数社会都建立起了生态文明的社会,地球生物圈的健康和安全才能得到真正恢复,人类的生存也才能够得以长期持续。
  然而,生态文明的创建并非工业文明顺势前行的自发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是一个需要人类自觉逆转的艰难过程。尽管工业文明只有几百年的短暂历史,但它却形成了人类难以消除的许多反自然的恶习。工业文明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主导,以机械世界观来认识和征服自然界,以牺牲非人类生命的利益和生存环境来实现自己的发展,以能量和物质消费的最大化为社会进步的基本尺度,必然导致人类毁灭自然界的疯狂战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剧烈的经济竞争、资源竞争,军备竞争,以及每一个社会中各阶级为争夺物质财富,个人之间为攀比奢侈的物质生活而陷入永无宁日的争斗。在这种失却理智的毁灭生物圈家园的疯狂中,在世界各国经济竞争与军备竞赛的冷酷与凶残中,在芸芸众生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物质享受中,人类各种族的初民们在万象缤纷的荒野中创造文化,求得生存的灵性完全遗失了;耕种植物和驯养动物的农业文明祖先们敬畏自然、关怀生命、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智慧被彻底扫除了;也许可以如是说,工业文明留给生态文明最有价值的东西,只是地球生物圈衰退的恐怖图景引起人们的沉痛反思和对生存出路的探讨。这种反思和探讨有助于激励人们努力探寻建立生态文明起码的生态文化前提。
  生态文化相对于生态文明的概念而言,是一个内容更为复杂和广泛的概念。如果说,生态文明是由生态化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全新的文明类型,它所强调的是所有生态社会中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达到的起码标准的话,那么,生态文化则是不同民族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多样化的生存方式,它更强调由具体生态环境形成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由于生态是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生存的环境,文化是不同人类生存的方式,所以,一旦地球上有了人类,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生态文化。即使人类还处于文明之前的采集、渔猎时代,就已经存在着不同人类种族的生态文化。在农业文明时代,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种族和民族当然就存在着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其中,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传统就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最高典范。生态文化是自人类诞生以来,不同人类种族、民族、族群为了适应和利用地球上多样性的生态环境之生存模式的总和。人类适应和维护不同的生态环境而在生存和发展中所积累下来的一切,都属于生态文化的范畴。
  因此,在工业文明的生态废墟上创建生态文明,非常需要吸收人类自诞生以来世界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长期积累起来的生态文化,以消除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反自然的种种恶习,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产生的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
  生态文明作为未来社会的文明类型,尽管它的兴起可能只在少数国家和民族,但它的实现需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建成生态社会才算完成。而任何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不只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是领导干部、科技专家、文体明星,还是一般民众,他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态度都深刻影响到已经严重退化的区域生态环境和全球生态环境的命运,人们必需具有基本的生态文化素质才能积极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提出“生态文化教养”的概念以表述生态文明建设所必需的全民的生态文化素质。所谓生态文化教养,就是社会通过各种教育方式和有利的环境熏陶和浸染,使所有社会成员具备建设生态文明的深厚的生态文化素质。如果缺乏起码的生态文化教养,无论我们在社会的制度设计、政策法规等方面做得有多么好,我们仍然不能够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切实有效地推向前进。
  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经济学家、生产企业的领导者,由于缺乏生态环境素质,常常会以工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来决定经济项目的立项、决策和实施,而不会在生态保护理念的约束下去寻求有利于环境的开发项目。一些贫困的生态重要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领导常常会为不能引进具有污染严重的夕阳产业项目而深感苦恼,甚至十分佩服那些能够把经济增长率提高而把生态环境弄得不堪入目的同僚。许多生产行业为了商品的销售不惜耗费宝贵的资源进行过度包装,根本不考虑这种行为对环境的危害;一些生产企业甚至在环境法规严格约束的情况下,为了生产不得不安装环保设备但又在夜深人静之际偷偷排放废水和废气,根本不顾及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和对人与生物的毒害。对于许多高收入的富人来说,贪吃珍稀飞禽走兽以满足口福的习惯长久不衰,由此也助长了地下野味餐馆对珍稀动物的长期屠宰。即使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为了生活方便人们也很难毅然决然地舍弃一次性物品的使用,就连停止使用塑料袋、自带篮子或布袋上菜场也成了比戒烟、戒酒更难的事情。从以上随便列举出来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习惯来看,我们这个社会中有不少人的确缺乏基本的生态文化素质,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些状况,设法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形成深厚的生态文化教养,就很难将生态文明建设变成每一个社会成员主动参与、积极创造的自觉行为。
  
  二、生态文化教养的基本构成
  
  美国学者大卫•奥尔早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了“生态教养”(ecological literacy)的概念。他认为人类对自然的行为之所以产生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在于人们缺乏对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全面关系的认识,包括自然科学的知识,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知识,因此,它主张要进行新的生态教育,培养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需的生态教养,以便引导人类顺利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后现代社会。[1]另一位美国著名学者卡普拉在《生命之网》一书的结论部分,重申了奥尔提出的这个生态教养概念,强调社会中每一个成员具有基本的生态教养对于人类重建生命之网的普遍联系,从而保障人类后代长期生存的重大意义。[2]297-304不过,卡普拉特别强调的是在当代复杂性科学知识的背景下对于生命的网络本质的新理解,这就容易使人产生生态教养就是生态学的知识教养的看法。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把“生态教养”的概念扩展为“生态文化教养”的概念,特别是对于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要求,“生态文化教养”的提法就更为适宜。
  笔者认为生态文化教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见识、态度和直观感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真、善、美三个维度,它包括生态知识教养、生态伦理教养、生态审美教养;二是关于人类生活实践的教养,可以称为生态行为教养,即我们如何在现实的生态环境中实际地养成对待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
  首先,关于生态知识的教养问题,笔者认为,卡普拉在《生命之网》一书中借助于系统科学、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对当代生物学、生态学知识的整合,提出的关于生命的网络关系的新理解,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卡普拉认为,理解生命的本质就是要理解网络,生命的存在模式是一个网络关系组成的系统。所有的生命形式,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微生物,也无论是生命个体、物种、还是群落,都是由网络组成的。地球生态系统正是由所有生命形式长期的共同生活与进化形成的结果。人类共同体的健康生存,也必须依赖于全球生态系统这个最大的生命网络的可持续性。但是,由于人类只顾自己生存发展的利益,无视非人类生命生存的利益,而以极端反自然的方式劫掠自然资源、破坏环境,致使全球生命网络严重破损,甚至走向瓦解,人类后代的生存机会也日益减少。因此,人类通过对生态学知识的学习,懂得生态系统的基本原则,掌握生态系统自组织和自我调节的基本规律,如相互依存、反馈循环、伙伴关系、适应性、多样性和稳定性,以及作为所有这些结果的可持续性[2]304,从而能够虚心倾听自然的教诲,认真汲取自然的智慧,具备合理地与自然打交道的科学知识,养成友善地对待自然的良好生活习惯。生态知识教养对于人类重建生命之网的普遍联系,保障人类后代的长期生存具有重大意义。当代生态科学的主要原理和基本知识之所以特别重要,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形成一种当代整体论的思维方式,确立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帮助我们克服工业文明的机械论世界观,从而深入完整地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次,在生态世界观的基础上,人们应该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培育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教养。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人类与自然是两个分裂对抗的领域,人类只承认自己具有内在价值,而把非人类的一切自然物当成人类主体可以随意征服和支配的客体。与此相反,生态价值观认为,无论是人类生命还是非人类生命,所有生命都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主体,而人类和生命物种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他(它)们的生存利益和命运都依赖于生物圈的正常、安全、健康和持久的运行,生命共同体是地球居民的大家庭,地球生物圈不仅对于人类具有环境价值,而且对于所有生命物种也具有环境价值。特别重要的是,地球生物圈的生态环境主要是由非人类生命无意识的生存活动共同建造的,而要维持所有生命长期健康存在的生态环境,就必须在维持地球上适度的人类种群规模和起码的生物多样性二者之间进行生存环境的公正分配,才不会导致人类因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产生威胁生物圈的生态安全问题。因此,人类必须实现从传统的人际伦理向生态伦理的进化,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新生态伦理观,并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具备起码的生态伦理教养。这样才能真正使人做到,不仅道德地对待人类自己的生态环境,对待人类后代的生态环境,同时也道德地对待所有非人类生命生存的生态环境,这样才能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修复,促进人与自然关系恢复和谐。
  再次,欣赏和维护生态美是当代人非常需要培养的生态审美教养,这是一种值得特别赞美和推崇的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的高级人生价值。工业文明的破坏作用之所以能够发展到污染每一条江河、侵蚀每一寸土壤、毒害每一种生物的严重程度,主要原因在于,现代人为了追求奢侈浅薄的物质生活而宁肯牺牲高尚的环境美的生活需要,这种生活时尚也导致人类后代极度缺乏生态审美的需求和欣赏能力。由此,人们的心灵日益废度,关切物种的生态良心也日益麻木,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命的关心也就完全被攀比荒唐的物质享受所代替。如果人们能够重新找回感受生态美的固有能力,充分发挥生态美感体验的神经机能,就会在郊游时沉醉于百草鲜花的四季芬芳,在进入荒野时流连湖光山色的壮美俊秀,就懂得观赏羚羊麋鹿的戏耍游玩、竞走赛跑,谛听无数鸣禽在丛林天堂里的即兴吟诗、纵情欢唱,也会倾慕羽毛如雪的天鹅长颈相交、两心相许的终身守候。知道欣赏生态美也就不会继续听任青山绿水变为荒漠浊流,就不会为了经济指标而毁灭具有生物多样性之美的大自然,就不会让珍禽异兽变为翠冠华服或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就不会为了放纵物欲的膨胀去牺牲美好、愉悦、自由、脱俗的生存享受。显然,欣赏和维护生态美不仅是当代人的美好生活所必需的文化素养,而且也是人们健康、文明地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度。有了这样一种生态美的尺度,我们就能根据周围生态环境和整个生物圈的生态环境是变美还是变丑,来了解我们的生活是变好还是变坏的程度,从而也知道了改善生态环境所应努力的方向。
  最后,就人类生活实践的生态文化教养来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把关于生态知识、生态道德和生态美感的文化素养贯彻到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生活行为中,这就要求人们过一种与生态环境恢复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根据世界资源基金会2006年所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仅从1961年到2003年,人类的活动已经造成生命地球指数下降了约30%。其中,陆栖生物指数平均减少了约31%,海洋生物指数平均减少了约27%,淡水生物指数平均减少了约28%。该报告还指出,从1961年以来,人类对生物圈影响的“生态足迹”已经增长了3倍,超出地球生态系统再生能力的1/4。如果照此趋势恶化下去,到2050年,养活整个人类将需要两个同样的地球。[3]显然,生物圈的生态危机仍然处于人类物质开发活动日益加强的严重威胁之下。社会中每一个人实际的衣食住行都影响着对自然资源现实的开发利用,不同的物质消费方式对生态环境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因此,人们必须改变效仿西方富裕社会那种奢侈的物质生活方式,降低物质生活标准,倡导物耗少、能耗低、有利于环境的绿色消费,人人都需要开始自愿过一种与生态环境恢复相一致的俭朴物质生活,才能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同时,生态文明建设并不只是少数社会精英所追求的理想,而是人民大众的共同事业,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将关系到它的目标能否最终实现。因此,除了要解决好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程序、有效渠道和各种方式外,人民群众的参与能力将是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公众必须具有一定的生态科学知识,了解国家和地区的环境保护标准,才能产生合理地保护自己生存的环境质量的意愿,对他人、团体影响自己健康生存的各种生产、生活等环境损害提出恢复和赔偿的公正要求;公众也必须了解社会发展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目标以及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划,这样才能切实地对生活的绿化用地、公园改建、环境治理、自然保护区等的建设和维护、乃至对影响地方生态环境的重大工程提出评价性的关键性意见,从而有效阻止具有长期消极影响的大型经济项目上马,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合理兼顾的民心工程得到蓬勃发展;社会各行各业的公众深入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也将促进各种民间的生态组织对政府的生态管理政策和法规,乃至对如何参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等提出更为深远和影响重大的意见和建议。这就需要更进一步培育和激励广大公众自主创建生态文明的能力,而不能仅仅把公众当作执行宣传口号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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