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现代性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  问题意识  现实语境 
　　[论文摘要]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必须要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从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中的现实语境与现实问题 出发，消除对现代性的曲解与狭隘理解，确立“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追求的文论发展与研究的新路向，在现代性进程的多样性与多元格局中，通过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进行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改造、融合与重塑，从而实现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理论创新，并有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只要我们不否认一切文学艺术实践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中发生的，那么，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问题，就必然是根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所提出的问题，并理应是建立在对这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在当代中国的文论研究领域，问题意识的缺乏又是十分普遍而令人担忧的。诚然，在当代中国，每天都有人在对中国文论提着问题，作着思考，发着议论，但是，又有多少人是基于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状况在对中国文论提问题，作思考，发议论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代文论的重建，应当主要是当下‘问题意识’的重建”，这就需要从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出发，并在对其有准确把握与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来思考当代中国文化文论发展的现实问题。 
　　那么，到底应如何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呢?当今世界，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中，每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其中，并表现出种种不同的文化现实处境。显然，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及其现实问题，都是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这一背景中，显示出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呈现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共存的社会文化样态。尽管在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后现代消费社会景观(这一事实，诚然不能作不切实际的过度放大  ，然而，也是不容否认的，但由于不少人对后现代存在很多误解而产生颇多抵触，如将其与现代性作截然对立的看待，下文将作出论析)，而更多的地方还处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阶段，甚至一些边远农村还处于刀耕火种、蒙昧落后的前现代状态。可以说，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现代性的推进是必须而且必要的，同时，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历程也为我们提供了自身发展的参照系。很明显，在西方，现代性的最初形态是一种反传统的“启蒙现代性”，它标举理性精神，与蒙昧的传统决裂，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但它在带来社会物质方面的高度发展的同时，也走向了工具理性的极端，人的感性维度受到理性功能的压抑，使人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正是基于对这种“启蒙现代性”极端发展所造成的弊端的质疑与批判，从而产生了另外一种现代性，亦即“反思现代性”。而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一方面，“启蒙现代性”的任务尚未完成，仍需要现代理性推进其现代性进程，而另一方面，又需要对这种理性主义的极端发展所带来的弊端，有充分的认识与足够的反思，以避免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现代西方社会所曾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与人的健康全面发展，因此，“反思现代性”也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应有之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性首先是与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对应的  ，它在不可逆的时间之维不断“去蔽”而达到“澄明”，这也许对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的中国的现实发展更具有实际意义。正如“现代性”的权威理论家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一旦成为现实，它就必须从被征用的过去的镜像中为自己创制规范。这些过去将不再被认为原本就是示范性的”，从而体现出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由“启蒙现代性”到“反思现代性(包括审美现代性)”的历史演进，其本身就体现出时间在“现代性”中所占据着的这种最深层的基础地位，而另一方面，人们嚷嚷不休的有着种种分歧的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据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对现代与后现代争论最热烈的地方就是中国  )，二者不仅可能在同一时间维度呈现出并存的状态(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砚显，并且还包括前现代)，而且实则也是在这最深层的时间维度达到统一，正如鲍曼所言：“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现代性遭拒绝的耻辱。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释自身而已，注释自己的状况和过去的劳作，它并不完全喜欢所看到的东西，感受到一种改变的迫切需要。后现代性就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现代性”可见，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也并非必然如很多人所认为是彼此逆忤的，相反，现代性完全可以后现代性为推动其进化的动力，并作为一种时间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在与过去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就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而“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性追求，不仅在时间概念上，而且在价值观念上，都是指向未来的无休止创新的深层动力。 
　　由是观之，具体到文学领域，没有现代性追求，就没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钱中文认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现代性的指引下，大体明确了文学也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使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新时期以来文论界的热门话题，而“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通过对我国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历史与现状的科学分析，以现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为立足点……综合地吸取各个文化资源、传统的长处，提出新的问题与思想，在多元的探索中渐渐形成当代文论的创新理论”。这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如董学文就压根不同意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方面以所谓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而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纵观董文全文，尽管基于问题的敏感性，董学文语焉未详，但按照人所共知的理解，在董学文这里，现代性是被视为了一种西方的信仰与意识形态，而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很明显，董学文在看待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时，对其作了偏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甚至政治图解，在他看来，文艺理论的现代性指引，无疑会导致中国文论的全盘西化，这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容忍的，以现代性为指引，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与放弃，用路线时期的一句话来说，甚或就是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笔者看来，实质上，钱中文认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要以现代性为指引，没有错，董学文若是在真正意义上强调文艺理论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没错，问题在于，董学文否定现代性，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加以排斥，殊不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追求未来的文化形态，其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与现代性不相悖离，并可作为现代性追求的明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自晚 清时代以来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就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性初起的阶段，五・四启蒙运动就是现代性精神的体现”，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及由此导引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一种现代性的激进形式”。因此，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语境 的现代性进程中，首先必须消除包括上述那种对现代性的误解在内的种种曲解，如果还有人对现代性视而不见或盲目排斥，无疑是自欺欺人，这是其一。 
　　其次，还要消除对现代性的狭隘理解。对于现代性这一概念，美国学者布鲁斯・罗宾斯曾通过对“现代性”一词形态变化的考察指出，“现代性”(modernity)这个词以前是个单数形式，以显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特征。人们认为这种特征能突出西方社会，并使西方不同于“其它社会”。但是在新的表达方式中，“现代性”复数化了，并用来指非西方社会。它的特指性降低了，但仍然保持了其吸引力。这一复数用法表明，由于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现代性，这些非西方国家的某些东西具有了积极意义。因此，我们当今面对的现代性，是“可选择的现代性”，这就意味着尽管只有一种全球化，却有多种现代性。 
　　笔者以为，这种见解是有价值的，它无疑颠覆了一些人对现代性一元的狭隘理解，对现代性一元的狭隘理解曾使很多人对现代性心存疑虑，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性进程会致使不同民族文化的同质化而导致民族性的丧失，从而导致一个可怕的单向度世界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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