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獻對嶺南的記憶相當模糊，能夠利用的文獻也不過《呂氏春秋》、《山海經》、《史記》、《漢書》的片言片语，一些小國出現的年代又多在春秋或漢代。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古代的中土人士没有几个真正到过岭南。更别谈商周时代及以前的事了。因此，要比較全面、深入地了解嶺南文明，就不得不依靠考古學提供的資料来证实嶺南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青銅時代與鐵器時代的文明。

新石器時代以來，考古表明嶺南地區鮮明的自身特點，展現出一個獨立考古學文化區所要求的各種特徵，與同時期中國其他考古學文化區域相比可謂獨樹一幟。這些特點明顯為：“石器的長過程”、“珠江的大傳統”、“聚落的多形態”和“地域的三大塊”。

首先，“石器的長過程”。這是指嶺南地區新石器時代開始的年代早而結束的時間晚，文化積澱的過程長。事实上，廣西桂林甑皮岩和廣東英德牛欄洞的發掘表明，嶺南新石器時代開始於一萬年之前，比中原地區已有的考古學資料还要早，顯示出嶺南是探索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或轉變的重要地區。而稻作农耕起源和陶器的產生则更受人們所重視。

其次，“珠江的大傳統”。嶺南地區新石器時代因河流、地貌的不同構成了諸多不同地理單元，但考古學文化遺存在這些不同的地點卻有很多共性：基本的陶器組合相同，都是深腹罐、圓底釜、圈足盤碗和陶支角，在陶器類別中缺乏水器和盛食器的特點反映了飲食結構和傳統與中原地區差別很大。

考古資料表明：珠江中下游地區的炊器具有一脈相承的淵源關係，珠江下游的陶釜是由中游地區的深腹罐發展而來，變化軌跡十分清楚，口部的特點是由侈口直領向敞口卷治、再到折沿的方向發展；腹部是由弧腹向鼓腹、再到鼓肩的方向發展，整體形狀是由長方體向方體再到扁方體發展，最大橫經由小於通高而逐漸接近進而超過之：紋飾特點是繩紋領口、劃紋切割繩紋領口、領口外側加工圖案，如三角形紋填充紋飾，再到素面。再次，“聚落的多形態”。嶺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具有多樣性的特徵。

最後，“地域的三大塊”。嶺南作為獨立的考古學文化區，依考古學遺存的面貌與特徵又可以細分為東、中、西三塊。東部是蓮花山以東的粵東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發現不多：西部是肥沃的珠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存豐富：廣西梧州以東的珠江下游為中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資料相對豐富。其中，西部地區相對穩定：東部是珠江與閩南九龍江流域兩個文化中心的過渡地帶，早商時期以後兩種以上的文化因素犬牙交錯，因時消長，屬嶺南的外圍顯而易見，中部則隨着時代的變化逐漸開放、活躍，成為演繹嶺南文明進程的大舞臺。

總之，“石器的長過程”，揭示的是嶺南新石器時代率先起步，同時又具有發展上的滯後性。“珠江的大傳統”，反映的是文化上的特殊性。“聚落的多形態”，表明的是經濟形態的多樣性。“地域的三大塊”，說明的是嶺南地區的考古學研究存有區系類型的問題。

嶺南到底有多少个古國文明呢？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但凡提到古城古國，人們自然會想到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欄念。因為當年蘇秉琦先生基於紅山文化的重大發現，首次將古國形成和出現的年代提早到仰韶時期，後來的研究者叉在古國到秦帝國之間增加了方國和邦國等概念，形成了中國古代國家由古國、方國、邦國到帝國的發展序列。龍山時期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是方國存在的有力物證。商周時期周邊地區的封國與中央王朝有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密切聯繫，治理土著，獨霸一方，始終在臣服與獨立的搖擺過程中生存。而文化上則以多種因素混合生長為特點。中原古國興起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而嶺南則不同，古國的形成不是在新石器時代而是在青銅時代。

在嶺南，青銅時代考古資料的發現與相關研究發端很早。1932年英人芬戴禮在香港仔神學院附近海邊的沙難中發現青銅器殘片，爾後在南丫島發現匕首等青銅器與夔紋硬陶器共存，最早提出了“青銅器文化”的概念。

考古資料表明：嶺南青銅時代开始於商代晚期，形成期為西周晚期和春秋早、中期，繁榮期從春秋至秦統一嶺南，而戰國時期在某些遺址中已出現鐵器，所出的鐵器從類別形式和大小來說，都與南嶺以北的楚地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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