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22日是我国地学泰斗黄汲清院士逝世10周年。去年，也就是黄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地质出版社出版了《黄汲清年谱》（潘云唐编）。为上个世纪的第一流科学家编全集、写传记、作年谱，本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义不容辞的任务。当然，这也是对他们的纪念。黄汲清先生是20世纪中国地质史上贡献最多、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他的学术地位实在是配有一部好的传记、好的年谱。

年谱乃论世知人之学；为学者作年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而为科学家作年谱，更是难上加难。这主要是因为，做一部好的科学家的年谱，不仅需要精谙撰著年谱的基本家法，更需要对谱主的专业活动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评价。《黄汲清年谱》的编者潘先生，不仅从事地质史研究多年，而且与谱主系世交，与谱主晚年过从甚密；因此，应该最有条件做好这专业的评价工作。写到这里，似乎给人一种错觉：为科学家作年谱，只是面向本专业的；其实不然，一部好的科学家的年谱，同样应该可以如以前的《朱子年谱》（汪懋竑编）、《王阳明先生年谱》（钱德洪编）、《詹天佑年谱》（凌鸿勋编）、《林则徐年谱新编》（来新夏编）等年谱名著那样行世、传世。

研究历史，作年谱，首先最讲究的是材料方面的竭泽而渔，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最充分、最详尽的占有资料”。这不仅需要搜求、研究谱主的全部著作，还要研究师友、同行、弟子、亲属的评价、回忆文字，甚至是口述史料。总之，要全面反映谱主一生的立身行事、学术贡献。年谱这种历史体裁，表面上看只是简单的“以事系时”，其实它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主要体现在材料的取舍、引用材料的详略以及引用材料的编排技巧等。胡适对年谱学有一个独创的贡献：打破前人单记行事的体裁，将谱主的重要论著摘要记入谱中。这一点，对编科学家的年谱来说，尤为重要。黄汲清先生在地质学方面的很多重要贡献，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承认，有深远的影响，如1945年发表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而《黄汲清年谱》在记述此书时，只是用了短短几行的篇幅，实在是与它的学术地位不相称。笔者以为，不仅类似的重要论著都应该有一个摘要，而且，还应该加入一些地质方面的图幅，如《中国大地构造图》等。

综观黄汲清一生，从1928年大学毕业到50年代初期，是他一生事业的黄金岁月。在这一时段里，他不仅创建了大地构造理论体系，还在中国的二叠纪地层研究、区域地质调查等很多方面担当了奠基人、开拓者的角色。此外，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天然油气田的发现者，还担任过当时中国最高地质调查研究机关——地质调查所所长。基于此，无论如何，年谱的这一段，都应当是浓墨重彩的。但我们看《黄汲清年谱》的1928-1949年这一部分，仅仅有63页（其中还包括二篇全文录入的“会后旅行记”占用了14页！），只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实在是太单薄了，这怎么能全面反映一位28岁就出版过6部专著、44岁就当选为院士的科技精英的辉煌历程呢？有以下重要史实是不见于年谱的：1931-1932年随葛利普研究石炭纪古生物；1940年后兼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而1945年只记到3月。另外，黄汲清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全中国（除外），年谱对每一次地质调查，也都应写到。

研究一个科学家，必须了解他所以成学的原因。1924-1928年，黄汲清就读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2年留学瑞士，次年入浓霞台大学。这两度求学，实际上对他以后的学术创获，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年谱却失之简略。事实上，黄氏在这两个学校的学籍表、所学功课以及成绩单等，都应该记入年谱的。此外，当时中国地质学界几位执牛耳的人物丁文江、翁文灏、葛里普、李四光（黄先生曾声明，李先生对他影响主要在30年代以前）以及瑞士的阿尔冈教授，均对黄汲清有过诸多教诲与提携，黄氏亦深受他们影响。如每日做完实地调查后，必须当日整理好笔记、画完图表，地质调查期间格外注意营养，不遗余力地帮助后进成才等等，都被黄汲清如影随形的继承下来了。地质学是上个世纪我国科学界成绩最多、又对其它科学影响最大的一门学科，这当然与学术规范的传承、优良传统的延续密不可分。因此，对前述师承渊源，当然应该在年谱里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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