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会历来重视文字出版事业，它是包括教育、医疗在内在华三大传教方式之一[1]。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各地方言造成的信息传播障碍，政府对基督教传教的禁止，文字出版成了将基督教带入中国的有效方式。来华传教士设立印刷出版机构，译印《圣经》和基督教典籍、西方思想科技书籍，发行报刊，介绍新知识，联系教会、信徒和传教士。活版印刷使基督教会大量印发书籍、将其观念传播到全世界成为可能，如马克思所言“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基督教文字出版对中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从技术和观念上促进了中国文字出版印刷业的近代化，早期的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转型，编印杂志、创办社团以倡导现代学术精神和讨论。

基督教出版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大地传播福音、皈依教民，如何让中国人接受上帝的福音，文字出版本土化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开启中国民众对基督教基本观念的了解，并达到对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作为拯救自己和世界的力量的认知？如何将上帝的福音从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载体转译成异质异教文化的汉语言载体，并表达皈依者对上帝的赞美与信仰？如何将基督教思想与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相结合，建立属于中国人的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如何将基督福音有效地与处于千年未有巨变的中国信徒所面临的社会困境结合起来，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导和精神依靠？这些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直困挠着中国教会和信徒。

青年会是面向社会和青年、注重社会服务的基督教社会团体，其出版机构是通过基督教活动为社会服务、通过社会服务达到社会拯救的重要方面。它注重从基督教立场出发关注和讨论社会问题，调和其它文化现象与宗教的差异，介绍世界各国发展动态，宣传社会改良和进化，引导青年丰富文化生活，颇受青年的欢迎。多年以来，学界对基督教出版事业更多关注的是晚清时期的广学会、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等机构，关注它们对中国印刷出版近代化的技术贡献和以科学技术为主题的西学东渐传播贡献，更多关注基督教出版机构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和意义，忽视了它作为传教布道方式的宗教传播意义，以及外来宗教如何在中国生存发展的宗教本土化意义。本文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的青年协会书局的历史演变过程为例，重点探讨基督教文字本土化的思考和实践，讨论只限于1949年以前接受外国教会支持的基督教出版机构，不涉及现在的中国基督教会出版事业。

一、青年协会书局历史

早期来华传教士几乎都是通过文字出版开始传教工作。1840年以前，传教士在马六甲、巴达维亚创建了马六甲英华书院印刷所、巴达维亚印刷所。鸦片战争后，基督教文字出版也伸展到广州、福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形成了著名的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广学会等机构。

1877年、1890年和1907年召开的三次全国大会上，都肯定了“文字布道”的作用和重要性[2]。1910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爱丁堡召开会议，再次强调了在传教地区文字工作的重要性[3]。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非常重视文字出版工作。1896年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定四项工作之一即为文字出版。最早出版物是1896年6月仅出版一次的《基督会报》[4]，1897年2月发行《学塾月报》[5]，1902年成立青年会书报部，3月，《学塾月报》改名《青年会报》。

1903年，谢洪赉这位著作等身的基督徒作家的到来，“奠定协会书报部之基础”[6]。1906年2月，《青年会报》改名《青年》，他任主笔。同时创办英文《青年季刊》。1911年创办“接近中国上流人物”的《进步》。这时青年会杂志已三足鼎立，英文《青年季刊》面向欧美留学生，销售约1千册[7]；《进步》面向社会上层及学生，“不沾于宗教”，“发展其新知识与新道德”[8]，受到教育界人士的特别欢迎，销售约3000册[9]；《青年》以青年会四育宗旨为宗旨，寓宗教于教育中，是当时“销路最广”的基督教刊物[10]，遍布全国17省，甚至远至香港、日本、美国。1908年销售3700册，1910年达56252册，1911年达69977册，1912年保持在64086册[11]。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以“德智体群”为宗旨，是20世纪初期增长率最快的基督教团体，遍布全国的会员成为其书刊杂志的基本读者。1912年再次明确了编译发行宗旨，“凡合乎基督教青年会宗旨足以辅助青年会”、“阐明新文化之学理”、“使国家社会日有进步”、“纪述各地会务，使彼此得有借鉴之资”的书籍、报章都在出版范围之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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