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口岸体系的形成与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变动——基于人口史的考察

内容提要：本文从人口史研究的角度考察了中国近代城市体系，并对施坚雅“区域系统研究法”（也即“施坚雅模式”）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近代城市体系的研究不能脱离对传统政区的深入探讨，晚清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通商口岸体系与以北京为首都的传统政区体系分庭抗礼，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写照。上海之发展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国际性城市，宣示了新的具有若干近代色彩的城市体系的胜利和传统城市体系的衰微。通商口岸体系形成后中国城市的发展变化，从总体上说，应是城市体系的“近代化”，而不是所谓的“城市化”。

本文原为《中国近代人口史》（修订稿）第十三章“变动中的城市体系与城市人口社会结构”中的一节，为适应会议论文的需要，作了一些改动。《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1998年8月台北南天书局繁体字版。此书将于近期修订再版。

一、一种研究模式的提出

中国传统的城乡人口结构大体上是稳定的[1]，但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一样，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在1850年到1949年的一百年间，亦即从晚清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直到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人口，不仅在数量上有过极其激烈的变动，在作为人口本质属性的社会结构上也开始有了深刻的变化。

对于这种变动或变化，当然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然而困难之处在于：对于这—时期，我们恰恰缺乏完整、可信的人口统计资料。现存的若干零星资料，其统计口径不一，可信度亦参差不齐，只能进行孤立的、各别的考察，而无法用于对所有的中国城市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研究。表1所辑录的有关20世纪初叶中国部分城市人口的几种估计，就反映了这一情形。其中1906年的资料，系采自北京撷华书局1914年出版的《新北京》一书，而该书又是取自1906年出版的《中国坤舆详志》。这是一部用法文撰写的中国地理详志，其材料主要来自外人的各种报告。1900—1910年以及1920年的两组资料，系美国学者珀金斯（D. H. Perkins）《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一书所收录，前者与1906年的一组具有十分相近的来源。第4组亦即1930年的资料，原载朵格谢夫（Torgeschef）《中国城市人口》（Town Population in China）一文，发表于1930年的《中国评论周报》，而为日本学者饭田茂三郎《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一书所引。从这4组数据中不难发现，除少数城市的某些统计外，绝大部分数据缺乏可信的基础，有些甚至是陈陈相因，毫无变动。

表1  20世纪初叶中国部分城市人口的估计  单位：千人

 
 1906年⑴
 1900—1910年⑵
 1920年⑵
 1930年⑶
 
北京

保定

天津

唐山

张家口

沈阳

牛庄

大连

安东

吉林

长春

哈尔滨

齐齐哈尔

济南

青岛

烟台

潍坊

太原

归化

（呼和浩特）

开封

西安

兰州

天水

西宁

迪化

（乌鲁木齐）

上海

南京

苏州

无锡

镇江

扬州

清江浦

（淮 阴）

安庆

芜湖

蚌埠

南昌

武汉

宜昌

沙市

长沙

湘潭

衡阳

成都

重庆

宜宾

杭州

宁波

绍兴

湖州

温州

福州

厦门

漳州

广州

佛山

汕头

海口

香港

潮州

桂林

梧州

柳州

南宁

贵阳

遵义

昆明
 600  

880  

750  

—  

30  

180  

74  

40  

—  

100  

35  

30  

100  

100  

120  

82  

100  

230  

200  

200  

1 000  

50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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