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话又说回来，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如1928年9月2日，日记上也曾记着：“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店，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又1932年10月31日，买“周作人散文钞一本”。这可见他的伟大襟怀，在文学上毫没有因个人关系夹杂私人意气于其间，纯然从文化上着想。

*《回忆录》对前半部分的结构有所调整，在后半部分对手稿现的鲁迅对周作人文章的认可予以删去，加入了相当篇幅的周作人附逆及中伤鲁迅的有关内容，及对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阶级分析。

谈起周作人，听鲁迅在病中休息的时候是这样叙说的：“我的小说中写人物时不是写老大就是写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提起一句，以免别人误会。”从这里也可见鲁迅下笔时的字斟句酌，设想是多么周到。有时茶余饭后鲁迅还会很随便，很自然地感叹出自己所遭遇的经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该可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名信子），连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还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回家。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原来家内人不断的大小轻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请医生到来，鲁迅就忙着应付这些差事。从没有计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他们每月收入有六百上下（鲁迅三百，周作人二百四十），稿费在外，都哪里去了呢？鲁迅说：“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罗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有似帝国主义者榨取剥削的态度，她们的心向着日本，要照顾日商。中国人的家庭，她是以奴役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用一个总管叫徐坤的，这人精明能干，什么事都可以妥托。如周作人父子共有三部黄包车，那包车夫的聘请和工资都经徐坤的手，连周作人买双鞋子，订造件大衣，都是由徐坤叫人来做，这就可以有大笔的从中取利的机会，这是旧北京人的老习惯，人所共知的。不但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邻，只隔一道低矮的墙头。鲁迅住在头一进的外屋，每天上班前就会亲自看到徐坤从墙上把食用物品从墙头送出。鲁迅看得多了，有一次就向管家的二太太说出这不平凡的寄生生活情况。信子把徐坤叫来，不是责骂徐坤，而是说：你为什么要给他（指鲁迅）看见。意思是这些事可以做，就是瞒过鲁迅好了。有一回小孩在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被鲁迅发觉很紧张，认为应该训戒，她们听了很不舒服，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好了。

在鲁迅呢，艰难缔造的新居，是经过无数心血，花了无可计量的精力才得完成的果实，自然珍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禁戒的。她们别有脏腑的行动，鲁迅哪里料想得到。也许这些日常琐屑，正为进谗资料，而周作人视而不见，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费精力和时间之类的处理生活方法，也做成日积月累的意见不同处。鲁迅还提到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安然看书的好气量，他说，“要是我就不能够做得到。”

又，鲁迅经常自己借债维持整个大家庭的开支，如果节约一些，不是免得多向外借一些吗？有时借款是辗转托之他人，向银行纳高利贷来的。在这里我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为了他哥哥还不完的债的艰苦生活情况，觉得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老好人，在中国算是无独有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初以为自己还年轻，没有负担筹还哥哥的债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了。殊不晓得利上加利，就致有破产入狱的威胁到来，甚至带病写作还债，直至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才清理完这一生缠扰不清的债务。（注：以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联想在《回忆录》中均予删去）据鲁迅当时所想的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类似，他说：“自己负担轻，他们需用，就交给他们用好了。”鲁迅除了负担八道湾绝大部分家用之外，连日本人信子们的父亲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儿子重久三次到中国和在日本不时的需索以及军营的所需费用，及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收到工资，即行汇出的。后来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常常感叹地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生活才得有预算，也比较的不愁生活了。”对照以往生活的紧张情况，后来可以量入为出，也可以接济一些急需求学的青年，可说利用资财得更有意义了。而周作人的人生哲学也另有一套，他知道了徐坤的贪污后，向人表示：如果换掉徐坤，要他自己去办身边事务（如自己衣着之类），就要减少许多看书的时间，划不来的。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徐坤之坏，而是坏之中能解决他的问题就好了。其实还是好逸恶劳的旧知识分子的态度，专门剥削别人的劳动，对鲁迅也如此。鲁迅的辛苦经营，他哪里体会得到呢。这不是冤枉他的，有事实为证：人们只要翻开鲁迅日记，在1919年，鲁迅奔忙看房子，最后找到八道湾，后又修理房子，隔天去监工，又接洽警局、议价、收契等等费了无数心血，又四处奔走借贷，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大约除了绍兴卖祖屋千余元之外，全部共四千金之谱，到诸事略备了的时候，周作人才回到北京，全家逛完农事试验场园之余，才坐马车来看新屋。这之前，周作人干什么去了呢？他这年三月间就从北京大学请了假，全家去日本游玩去了，中间回来北京，过不几天又去了。直到新屋成交之前，鲁迅先行另租了几间房子，粉刷好了，备办了家具，一批人，包括周作人家属和日本小舅子重九才浩浩荡荡的重回到北京。若说周作人也曾费过劳动力了，确也是的，就是去了警局一趟领回房契一张。大约这就是他留出时间、精力写作之故罢，然而跑向日本，难道不花精力与时间吗？关于这张房契，也有一段故事：鲁迅不自私，原来立房契之时，他如同写文章用兄弟的名字一样，也要写上房主是周作人的户名，但经教育部的同事劝说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后来把鲁迅赶出八道湾。周作人原先绍兴卖祖居时就想分掉了款项花用，被鲁迅坚持再买回房屋在北京，以便他们大家至少有地方好住而打破了他的计划。这原是为他们设想的好意，但见钱就花，从不计较长远的周作人是不管这些的。这时又故态复萌了，要把八道湾屋也卖掉。风声传到鲁迅耳里，说：“卖掉是可以的，不过我也得分一份。”这时鲁迅就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预见了，用了周树人的户名不是那么容易卖掉，鲁迅活一天，就得等候他首肯签名才能变卖。这事才搁置了廿多年，待鲁迅在上海逝世了，周作人做了汉奸，煊赫一时，他就把房契换到他自己名下，算是他的。则照例就该没收归公。但政府的宽大，成了他窃据的便利，这是后话。亦

可解答一部分人的意见，以为他们兄弟不和之原因所在，是物质关系。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初时每月工资不欠，比周作人还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内开支是一个得力助手，要得的。后来开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害了主人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从母亲那里听到过一个故事：在《呐喊》、《鸭的喜剧》里不是谈到过爱罗先珂先生和鸭的喜爱吗？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和他们家人也熟识了之后，他又懂得日语，语言上没有什么不便利，有时谈起妇女应该搞些家务，“也屡次对仲密（周作人笔名——作者）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也就是现在所谓之搞副业罢。“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喂小鸭的光荣任务首先要找饲料，南方是容易得到的，田边、水上的小虫，鸭自己就会寻食。至于在北京自家水池，那就又要烦劳徐坤去找。那徐坤却不费事，用高价（北京较难得，故昂贵）买来了泥鳅喂鸭，算起来买泥鳅的钱比买小鸭价还要大，这个副业也就可观了。在爱罗先珂先生或者以为忠言可以入耳，在又一次谈家常中谈些妇女应该如何如何的话。话尚未完，信子已经怒不可遏，听不入耳，溜之大吉了。（注：手稿此处左旁白处标注有某人意见“首当其冲”）而言者因看不见，还在那里继续不断地说下去。对朋友如此不礼貌，对家人自然更甚了。鲁迅有时还为周作人原谅：说他“太木”（绍兴语），不知不觉的意思，也许这些都瞒着他的。后来不久爱罗先珂先生也离去了，究竟是否住不下去而走的呢，母亲没有说明。

但鲁迅确是搬走了，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被八道湾赶出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