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表明，李四光的种种表现，并非在思想改造运动的压力之下被迫做出的，他没有承受过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思改运动中曾经承受的压力，不仅如此，对于一般科学家来说，李四光倒是以他先前发明的“海归-买办”论而成为一位施压者。

　　作者曾任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主任

　　20世纪初年的教育变革，国人实现了从传统经学知识结构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大转变。与此同时，清末民初持续的留学，则为中国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科学家。他们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把现代科学的种子带回祖国，开始了拓荒、播种的漫漫历程。

　　在诸多领域的科学家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地质学家。

　　中国地质学界的形成

　　1913年6月，在丁文江的策划下，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把原来管理地质事业的行政机构“地质科”，改作拟行调查研究功能的“地质调查所”，并同时成立了以培养人才为目标的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1922年2月，以地质调查所人员为主体，北京大学地质系教师和外国学者等积极参与，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创刊了《中国地质学会志》。“所”与“会”都迅速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地质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这样，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中国就出现了最早的“学界”，即以丁文江为学术领袖、以地质调查所为中心的地质学界。从科学史分期的意义上说，地质调查所的成立，堪称界碑性的标志，“为吾国科学之嚆矢”(张准《五十年来中国之科学》)。

　　因此，应该把1913年视为中国现代科学史的元年。也正因为如此，理性评价丁文江和地质调查所的实际贡献和历史地位，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章鸿钊笔下的地质学史

　　在20世纪前半叶，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地质学史料的积累最为丰富，所庆、会庆等纪念活动不失赓续，有史学意识且长于撰述者代不乏人。因此，在中国现代科学史的著述中，地质学史文本的书写，也一马当先。

　　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在商务印书馆的力邀之下，地质学界元老章鸿钊从1936年8月着手写作《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此书于1937年3月出版，为《万有文库》之一种，是不足7万字的小册子。

　　书中回顾了民初以来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几个方面，涉及地质调查机关的兴起，地质调查区域的扩展和地质图绘制的进展，专业书刊图籍的出版，以及地质教育事业的进步。对每个方面皆肯定已有成绩，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全书的重点是介绍中国地质学历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按分支领域列出地层、古生物、矿产、岩石矿物、地质构造和地文史六个方面，条分缕析，具体而微。

　　章鸿钊1911年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毕业，归国后担任京师大学堂地质学课程。民国元年出任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时，他曾提出一份《中华地质调查私议》的建议书，要点为“专设调查所以为经营之基，树实利政策以免首事之困，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才，立测量计划以制舆图”。至撰写《小史》一书时，章氏觉得他当年提出的目标和方向已大多得以实现。他在完稿后为该书写的自序中强调：“中国之地质学虽产生较晚(指与西方比较——樊注)，而工作勤敏，著述宏富，已为海内外所共见”，“以近年中国地质学界在进行途中发展甚速，理应有所记录以志巅末，且为来者借鉴。”

　　由此可见，这位亲历中国地质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之发展历程的老人，是感到欣慰的，也感到有责任把这些成就写进历史。

　　黄汲清：三十年来进步显著

　　1945年，中国科学社为纪念本社成立30周年，由《科学》杂志向各学科名家约稿，专述各门领域30年来的发展情况。曾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应邀撰写了《三十年来之中国地质学》(以下简称“黄文”)，文章发表于在《科学》杂志第28卷第6期，全文约3万字。

　　黄氏在引言中说明，自1860年代算起，前五十年是“外国学者‘包办’时期”，近三十年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合理化’(似指本土化——樊注)时期”。正文则从民国元年说起，将其后(至作者撰文时为止)35年时间划分为“草创”(1912-1916)、“发展”(1916-1928)、“极盛”(1928-1937)和“艰难”(1937-1945)四个时期。

　　他在文章一开头就兴奋地说：“我们不敢自夸说三十年来中国地质学有‘惊人’的进步，但是，这进步的‘显著’，似乎是大家可以承认的。”他还特别指出，这些年来中国地质学所取得的成就，已达到了可以汇总起来编写讲义，在大学专门开讲“中国地质学”课程的程度。在文末的“结论和感想”中，他再次大发感慨：“中国人从事地质工作为期虽不过短短30余年，幸得少数先进创业倡导于前，一些后进中坚分子继续努力于后，终得有此辉煌之成就。谁说中国人不能创办科学事业?谁说中国人不能成为科学家?”真个是满腔的民族自豪感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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