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代表了中国当时知识分子的两种气质和立场。他们在不同路径上对中国形成重要影响。

　　1917年夏，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独自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下班之后除了逛书店，基本上足不出户，夜夜坐在灯下抄古碑。差不多五年的时间里，他都是这么过来的。那时候，由陈独秀发起创办的《新青年》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外界的议论早已沸沸扬扬，但这个自绍兴来的中年人对此却并不关心。直到旧友钱玄同前来探望他，劝他写些文章。

　　同样是在1917年夏，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胡适结束留学生涯，启程回国。在此之前，由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文学革命”，他已在国内“暴得大名”。那一年，胡适26岁，刚刚归国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正是从这个夏天开始，中国思想、文化界由于这两个人的出现，开始慢慢变得有所不同。

　　两个浮出水面的人

　　钱玄同见到周树人问：“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周树人回答说。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钱又问。

　　“没有什么意思。”周说。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钱玄同说。

　　这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对话之一，也是“鲁迅”之所以诞生的由来。正是有了钱周两人相互的辩驳，周树人应允写一些文章。第二年，周树人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从日本留学所见中国人之麻木，到辛亥革命波及绍兴后的种种亲身经历，再到进入官场后的所见所闻，鲁迅早已打消了对这个“新世界”的希望，从大欢喜到大幻灭，鲁迅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已经深深根植于骨髓。“这种悲观情绪让他对一切都有不信任感，不论是当下的政府，还是新文化的‘权威’，他远离这些，将自我放逐到社会的边缘。”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说。

　　相反，自美国回来的胡适却是踌躇满志，立志要做一番建设事业。有了北京大学这个大本营，有了《新青年》这个阵地，胡适得以着力推行他的新文学主张。

　　而鲁迅也正是在朋友的劝说下汇入了这股洪流，成为白话文运动当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对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周质平曾评价说，“胡适是创造白话文运动的英雄，鲁迅是白话文运动创造出来的一个英雄。”

　　青年导师

　　胡适回国时，曾表示自己“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也由此老老实实在大学里做了几年学问。但很快，胡适就陷入种种争论之中。中国上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一些争论胡适无不参与其中。在这些争论当中，胡适系统的将自己深受英美传统所熏陶的思想体系暴露于世人面前。

　　一系列争论让胡适赢得了更广泛的声誉，其所主张的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用科学、民主、理性来取代旧有传统的思想逐步为众多青年所认知。胡适也由此赢得了“青年导师”的声誉。胡适要做的，就是要将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民主经验传播到中国，传播到青年人当中，并将它变为中国的现实。

　　此时的鲁迅，对于这些大大小小的争论，多报以冷眼旁观的态度。“胡适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美国的民主社会，他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让中国朝那个方向走。但鲁迅心目中却并没有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存在，他对任何完美社会的宣传都是存疑的。”孙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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