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鲁迅与我七十年》，作者：周海婴，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并有了我这个儿子，对此周作人夫妇不予承认，并视之为仇敌，这是人所共知的。既如此，他应当把其视作“正宗”的嫂子朱安女士好好供养起来，这才顺乎其理。再说，他也并非没有这个能力。但他偏要将朱女士的生活推给远在上海的母亲来承担，而母亲虽然拖着我这个病孩，生计极其艰难，有时还得靠朋友的资助，但母亲毫不犹豫地将这副担子接过来了，直到她病故。关于这方面的事，我在前文已经叙及。这里，我要补述一些朱安女士与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又得声明：因当时我年纪尚小，关于这方面的事，所知有限，而且直到朱安女士去世，我都未曾见过她。但我从朱女士的书信中看到，她对我们母子的态度与周作人截然不同。

1936年10月19日父亲去世，朱女士当月就给建人叔叔写信，要他转告母亲：欢迎我们母子搬去北平与祖母和她同住，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祖母——海婴注所钟爱，倘肯莅平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安逝者。”并且表示，若母亲接受她的建议，她“当扫径相迎，决不能使你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连我们母子的居处都做了规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

我那年才7岁，当然不可能晓得母亲是如何回复的。而事实是我们没有去。这事母亲后来也不曾谈起过，但我理解，因为这是个不现实的建议。别的不讲，单父亲的遗物主要都在上海这一点，母亲能忍心离开它吗不过，我现在重读这封信，深切地体会到，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她没有文化，却能承认现实，如此对待我们母子，称母亲为“妹”，视我如己出，这与号称新派大学者的周作人对比何等强烈！

在此后的年月里，她常有书信致母亲，写的主要是经济问题，因为母亲总是把她的生活放在心上，除了自己直接寄钱，还不时寄到北平朋友那里，托他她分期送去，同时也代母亲去看望朱安。对此，她在信中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生难忘”并体谅地讲：“您一个人要负担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钱后怎么开支，她常常讲得很具体。有一回，母亲寄了钱，她又得到一笔馈赠，就主动来信提出手头的钱“数目已多，贵处要用我还可以给兑回一部分去”，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坦荡和对母亲的体谅。1946年冬，母亲曾去北京清理父亲遗物，也看望了她。母亲回沪后，她来信说：“你走后，我心里很难受，要跟你说的话很多，但当时一句也想不起来。承你美意，叫我买点吃食，补补身体，我现在正在照你的话办。”更表现出朱女士对母亲有着一种依恋情怀。如果没有母亲的细心关照，她能有这种感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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