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徐怀谦老师去世。今天早晨，我才得到消息。同在一个大院，彼此的讯息竟然要靠网络传递，想想真是情何以堪！

我和徐老师认识，是在去年。2011年12月，我受邀赴香港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前见面，彼此不免自我介绍，说到最后，不禁相顾莞尔。两人都是《人民日报》的，竟然是一家人。

聚餐时，主办方《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特意提醒说，《人民日报》，这次来了你们两位。徐老师笑着说：“我们已经聊过了。”

其后几天，我们一直在一起，谈天说地，意气相得，很是投缘。

徐老师名声在外，与李辉老师一起，被称为“《人民日报》的两支笔”，来报社工作之前，我就很是仰慕。平日在单位，各忙各的，一直没有机会得聆清音。不料竟在千里之外，以如此方式结识。

在此之前，我就有意为我们报社两大主笔各编一套文集。李辉老师的“李辉作品系列”我已编过，其中《传奇黄永玉》一书入选2010年度十大好书，其后又入选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工程，我因之也沾光不少，出版圈子里算是“小有名气”。徐老师说：“李辉的文集你不是已经编好了吗？”我笑说：“是。接下来就准备编你的了。”他也笑，说：“《传奇黄永玉》我看到了，编的不错。”

书是李辉写的，当然出彩。徐老师所说的“编的不错”，除了称许李辉文章写得好之外，应该也有对装帧、设计等包装环节的认可。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好好为徐老师编一套高端的文集，以不负他的深望。后来，我为如何编选该书与他做过多次交流，还委定了同事张炜煜专门和他接洽沟通。但遗憾的是，方案未定，徐老师竟已不在了。文集出版，徐老师竟是再也看不到了。

在香港期间，名家云集。我们和来自台湾的文学大师余光中先生有过多次会谈。余先生对徐老师的杂文称许有加，认为它传递了一种今日文化界难得一见的风骨。徐老师后来有文章发表，只说与余先生有“一面之雅”，余先生对他的称许，他只字不提。

我们拿相机互相为对方拍照，余先生很开心的配合，为学界后继有人而深感欣慰。回来后，我们邮件互传对方照片，徐老师的回邮总是很简单：“收到，谢谢”、“辛苦”等，和他的为人一样，简单、大方而亲切。

我们聊文学，聊文化生态，聊社会现状，很少聊到自己。所以我知道他对学界浮躁的现状深感忧虑，对文化发展的生态失衡颇为不安，对社会现状的种种光怪陆离忍无可忍。但我没有注意到他自身。他的深患抑郁症，我一无所知。直到后来看到媒体报道，我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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