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整理、出版父亲的一些著作，我是从1986年退休的时候开始，到现在大概二十五六年。最初做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并不很明确。具体地说，我是在整理他的东西，希望能有出版的机会，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想法。通过这二十多年的工作，自己也慢慢明白起来，究竟做的是什么事，它有什么意义。做这件工作，应该说我条件很不够。客观上说，当时父亲的东西是不能够出版的，没有机会出版。

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叫《人心与人生》。那时，从报上看见一条消息，说学林出版社可以自费出书，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我们就联系，大概是1982年底，结果是可以出版。然后，我们就赶快把书稿弄出来送去。后来说要出了，但是又出了问题。第一个条件，是不能公开出售，对方说这个书出了以后不能在新华书店出售。新华书店当时有一个售书处，必须凭特殊的购书证的人才能够进去选择这些书。

第二个条件是只印2000本，不能多印。我们就跟他交涉，我们说书出了之后我们准备寄到海外去交流的。所以，连国内都不能在市面上出售，那怎么办。后来研究了半天，因此出版的时间就向后推，一直推到1984年才正式出版。前前后后大概拖了一年多，总算出版了。对我们来说，当时的出版条件很困难，很不容易。这是客观的条件。至于文章的发表受到种种限制，一个个例子就不细说了。总之，在客观条件上，出版的条件很困难。

就我自己来说，对我父亲的东西我实在是不懂。我原来是学生物学的，我父亲讲的东西，跟我学的生物学差别很大。但是，我也硬去做了，有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有很多东西，一直到如今，我都还不能说懂了。比如，他对佛学的研究比较深入，我就不敢说懂。我曾经找他谈话，我让他给我简单地、深入浅出地讲佛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前后大概讲了两次，到现在我还整理不出，他说的究竟是什么。

佛学方面，现在对他的了解，我后来看了一些他的关于佛学的书，似乎知道一点，总的来说是不懂的。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到现在二十多年，慢慢地我有两个体会：第一点，虽然他是我父亲，但是我原来对他的了解很远很远，在这二十多年里边，我觉得慢慢地跟他走近了，所以这二十多年实际上是走近自己父亲的过程，要了解他不是那么很简单的事情，这二十多年的工作在这方面对我起了很大作用；第二点，经过这二十多年，我慢慢又体会到另外一点，我整理他的东西，先先后后得到出版社的帮助，最后出书了。当时要找一个出版社出版不太容易，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是出版社找我，常常是好几个出版社同时来。原来是出版社选择我们，现在好象大体上可以我们选择出版单位合作了。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就整体来说，我的父亲梁漱溟的著作或者谈话，当然不可能都十分有价值，但是总不至于毫无价值，总会有一些值得保留的东西，总会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值得后人来研究、来思考。我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设法把它整理出来，跟出版者合作，把它交回社会，提供给读者，送给图书馆，可以由跟多的人来阅读。我做的工作，无非是把他所思考的问题整理出来做成出版物，跟出版单位合作，然后交给社会，他的这些东西如果有价值的话，应该说是属于社会的精神财富。

本来是属于社会的，现在我做的无非是把它整理一下，跟出版者合作，又交回给社会，由大家来研究、讨论、评说。我做这项工作的意义就是这样的。我不敢说有什么成就感，不过，眼看出版的东西受到读者们的注意，还是有些满足。从书的销售以及网上的反映来看，他的东西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受到讨论。我干这二十多年确实没有白干，当然不是我个人干。有时候要请别的同志帮助，比如得到出版者的帮助，世纪文景就做了很多工作，把我父亲几本重要的专著非常精心的再版、修订。非常感谢他们，不然我的工作可以说也没法进行，出版者的协同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为生物学学者，是梁漱溟先生的长子。本文根据作者在世纪文景“传家与守望”分享会上的谈话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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