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南朝刘宋时期，孔熙先博学多才，有纵横之志，但因为长期担任员外散骑侍郎为七品官员郁郁不得志，竟铤而走险参与谋反，最终身首异处。宋文帝奇于其才，责备吏部尚书：“孔熙先年将三十才做这么一个小官，岂能不谋反！”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2-05-07第09版，作者：张晓政，原题：话说论资排辈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诏举贤良、文学之士，并亲自主持策问。正是在这次问答中，董仲舒写下了著名的《天人三策》。除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外，《天人三策》还系统阐述了董仲舒关于治乱兴亡的思想体系，比如在谈到选贤任能时说，“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如若“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则“贤不肖混淆，未得其真”，因此，“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

董仲舒这些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选拔任用干部，主要看能否胜任岗位需要，而不能只讲年头、论资排辈。在他看来，有的人属于“小材”，尽管积日累久，也只适合于当“小官”，而有的“贤才”尽管任官时间不长，却不影响他们成为担当大任的人选。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破格提拔了东方朔、公孙弘、严安等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对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显示出了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非凡气魄。

选人用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历史难题。从董仲舒的话里可以看出，论资排辈现象至少在西汉选拔官员时已经出现。当然，论资排辈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则以北魏崔亮的“停年格”和唐朝裴光庭的“循资格”为代表。应当承认，论资排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年月与经验的正向关系，有其合理之处。事实上，干部选拔任用当然不能无视年功的因素。但是，将论资排辈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则显然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相违背，与选贤任能的本意相去甚远了。如史论者就认为，“魏之选举失人，自崔亮始也”！毕竟，选人用人事关国家大计，岂可简单以年月为凭据，看谁熬的年头长就让谁上？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一个朝代在选人用人上只讲论资排辈，其吏治风气也就无从再坏了。

戊戌变法前，光绪曾问康有为“宜如何变法”。康有为回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潜心写下《官制议》一书，详细阐述了其改革官制的构想。书中剖析了晚清官场论资排辈的严重性，如从五品员外郎至四品卿，中间竟须经九转，一升郎中，再升御史，三升巡城掌印御史，四升给事，五升掌印都给事，六升鸿胪寺少卿，七升光禄寺少卿，八升通政使司参议，九升乃至内阁侍读学士。又如从工部右侍郎到吏部左侍郎，竟须十次迁转；至于欲到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没有数十次的迁转则几无可能。康有为喟叹，经过这数十次迁转，即使是弱冠入仕，顺风直上，从未贬黜，也未曾病卧，“亦必年已耄耋矣，精神衰耗矣，血气销缩矣，阅历疲倦矣，非耳聋目暗，则足跛病忘矣”！这样的人，除了谋虑子孙、安娱暮年外，哪里还有什么意气志向，哪里还能够托付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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