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道泉 该文章转自

于道泉简介

于道泉1901～1992，字伯源，山东省临淄县人。1920年入齐鲁大学，1924年到国立北平大学，任梵文教授钢和泰男爵的课堂翻译，并从其学习梵文、藏文、蒙文。1926年到国立北平图书馆担任研究馆员，1928年经陈寅恪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34年留学法国，入巴黎大学学习藏文，期间曾到德国学习德文。1938年经友人推荐到英国伦敦大学担任高级讲师。1949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藏语组组长。1950年参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的筹备工作。1951年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文学系藏语班，后一直留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1954年参与翻译《宪法》等五部大法为藏文的工作。著作主要有《第六世仓央嘉措情歌》、《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等。

第一最好不相见，

如此便可不相恋。

第二最好不相知，

如此便可不相思。

仓央嘉措的情歌令无数人沉醉。但很多人并不知晓，最早把仓央嘉措的情歌翻译成汉文和英文的是于道泉先生。今年是《第六世仓央嘉措情歌》发表80周年，亦为其首位翻译者于道泉先生诞辰110周年。

于道泉，他的学生中，王尧尊其为“藏学泰斗”；李秉铨认为他是“藏学大师”；胡坦评价他其“用新的方法、新的眼光去研究藏学，把藏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周边的人中，修车师傅误认其为“工友”；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怪人”；中央民族大学的同事称他是“令人敬佩的传奇式人物”。

“作为学生来说，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不追求名利，只追求学问，追求真理。这是他一生最特别的地方。”采访伊始，胡坦对笔者说。

雍和宫：“于”巧遇仓央嘉措

于道泉最早为学术界关注，是因其著作《第六世仓央嘉措情歌》的发表。实际上，这是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给“逼”出来的。在给《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写序言时，于道泉回忆了这本专著诞生的过程。

于道泉是个语言天才，语言亦为其一生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尤其是藏语。

最近有报道称于道泉先生翻译仓央嘉措情歌时不太懂藏文，是在欧洲学习的藏文，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据于道泉先生回忆，1925年左右，他就已经跟着当时在北大任教的帝俄科学院的院士钢和泰学习梵文和藏文。

1926年，于道泉由于“对藏文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设法认识了雍和宫的僧官”，由这些僧官借给他一间房子，他就搬到雍和宫住，与这些藏族僧官朝夕相处。为了节省做饭时间，他买了五个大暖瓶，装满稀粥一直到吃完再做。这习惯后来竟带到了欧洲，这是后话。也正因为如此，于道泉被人戏称为“于”。在这期间，于道泉由袁同礼先生推荐，到当时的北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担任满、蒙、藏文书的采访和编目工作，不过，他一周只在北海图书馆工作三天，以“保留一点学习进修的时间”。

1934年，于道泉来到巴黎大学师从拉鲁士学习藏文，“可是只听了两堂课，教授便已说她教不了我，并说她有很多东西要问我”。

《仓央嘉措》这本书，就是于道泉住在雍和宫时见到的“几本令我感兴趣的藏文书之一”。《仓央嘉措》的翻译，还是当时著名作家许地山“鼓动”的结果。

1920年在山东齐鲁大学学习期间，于道泉用英语听课“已经没有多大困难了”，便在课余时间学习了世界语。不满两年，竟把当时著名作家许地山的一些散文诗和《空山灵雨》翻译成了世界语，在胡愈之主办的一份世界语刊物《绿光》上发表了。因此，于道泉结识了许地山。

于道泉到在燕京大学教书的许地山家中聊天时，提到了《仓央嘉措》这本书。许地山便动员于道泉把它翻译出来，并说可以替他找到出版的地方。于道泉便“把我能懂的翻译了出来交给许地山先生”，并由许地山做了一些润色和修改。可是于道泉认为他还有不少地方一直无法搞懂，“把这样一份我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译稿拿去发表，我觉得不太合适”。因此，这份译稿竟搁置了很长时间。实际上，这也是于道泉先生治学的一贯作风——作品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是不会公开发表的。可是他往往对自己要求过严，这也是他一生著述不多的一个原因。

过了两年，即1928年，于道泉经陈寅恪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考古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工作，也是每周工作三天。陈寅恪交给于道泉的任务是整理一本藏文书的目录。由于整理的需要，于道泉多次向所长傅斯年申请，希望能编写藏汉词典。可是“他一听到我提词典两个字，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对我说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只好知难而退。”对于陈寅恪指派的任务，于道泉也是“一筹莫展”。

“有很长一段时间，白天我在坐办公室的时候，感到无所事事，盼望早点下班。下班回家后，为了整理一份有一万多张卡片的藏梵汉文佛教词典却工作到深夜。”在这种情况下，所长傅斯年“开始对我表示不满”，“我才把我未到研究所以前所写的这份我认为还有许多问题的旧稿拿出来交给了傅斯年，当作我在研究所的成绩”。

由赵元任记音后，《第六世仓央嘉措情歌》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考古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于1931年在北京出版了。仓央嘉措其人其诗，都开始为世人所知，于道泉也从此成为学术界的新星。

“在上世纪30年代，有人用那种方法把仓央嘉措的情歌整理出来，于道泉可能是独一无二。”于道泉的学生胡坦如此评价恩师的这部作品。胡坦所指的“那种方法”，是指于道泉先生原汁原味地把民族文学、民间文学译出来，保存下来，然后在此基础上才加上译者的看法或润色稿。于道泉的这部专著，包括了藏文原文、国际音标记音、单词的汉译、汉文译文、单词的英译、英文译文等内容。“在藏族文学的翻译、整理方法这方面，我认为他是奠基人。”

胡坦的夫人退休前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听到笔者与胡坦教授谈及于道泉，她就对笔者说，上世纪6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召开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大会上，把于道泉的《第六世仓央嘉措情歌》作为整理民间文学的样本，因为其方法的科学性。“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方法上，这是一个创举。”胡坦的夫人如此肯定这部专著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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