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月之/潘君祥/沈祖炜/罗苏文

【本文摘自】《史林》(沪)1995年01期第9～26页


东南沿海地区习指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上海四省一市地区。这一地区位于东南缘，面向辽阔的海洋，背倚广袤的腹地，是中国的精粹膏腴之地。
东南沿海城市，南起广州、澳门、香港，中经汕头、潮洲、漳州、厦门、石狮、泉州、莆田、福州、瑞安、温州、宁波、杭州，北至上海、连云港，宛如一串璀灿的明珠，散布在新月形的海岸线上，构成一组特色鲜明的城市系列。
这些城市的历史、规模参差不齐，有的久远，有的年轻，有的硕大，有的小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与外部世界联系越密切，中国对外开放度越大，这些城市越繁荣。
当历史翻到近代一页时，当内陆城市汉唐辉煌不复存在、运河城市繁盛气象日趋式微之时，东南沿海城市虽屡遭欺凌，迭受创伤，但老城新生，新城崛起，巨埠耸立，大港庞然，形成包括国内首位都市、全国外贸中心、区域经贸中心等功能互补的组合式城市带，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更使这些城市平添生气，活力大增，辟特区，建大港，引外资，新招迭出，气象万千，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前程似锦。
东南沿海城市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扮演着联系中外的桥梁、吸收外资的基地以及先行官、排头兵、试验场等诸多重要的角色。其作用，其特点，其地位，其走向，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全国重视，世界注目，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本书无法对上面述及的城市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作系统的研究，我们只是选择了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作为剖析的对象。
　　一、自然地理与历史特点
自然环境（地形、气候、水文、土壤）制约着人们的生理机能、地区植被，构成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中国古代文明发祥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南五口所在地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带。最初的农业和定居聚落的出现，使先民们结束采集、渔猎、居无定所的谋生方式，从那些依河傍湖的村落中诞生了城市的雏型。东南五口所在地自然地理条件的相似之处在于：
首先，地处沿海冲积平原，气候温暖湿润，适于农业生产。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东缘，宁波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福州在闽江下游福州平原，广州跨珠江三角洲的珠江南岸，厦门是闽南沿海岛屿。这一地区属带气候，水热条件适中，四季分明，作为东南丘陵的零星绿洲，东南五口周边地区较早得到开发，农作物一般一年两熟或三熟。
其次，拥有河海交汇、地理位置优越的天然良港。上海处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西接太湖流域进入运河系统，东经长江口入海，居海岸线中点，为南北沿海航运中枢；宁波位于余姚江、鄞江汇合地，西有浙东运河（宁波至萧山）横贯宁绍平源，东流入海，河海航远两便；福州居省内海岸线中点，沿闽江西行，可进入占全省土地面积63.8%的腹地；厦门扼闽南九龙江出海口，为大陆与台湾航运孔道；广州当珠江三大支流（东江、西江、北江）汇集处，循西江可进入广西。由珠江顺流约70公里出海。在以海洋为纽带的国际贸易网络中，五城市构成太平洋西海岸亚洲大陆的东南门户。
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生活其中的人们接受一种物质生活方式。比较一下新石器时期两处遗址：甘肃马家窑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日后的变迁，不难发现前者在相对贫困、艰苦环境中，人类所享受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而后者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农业的早期开发和航运便利，刺激了人口聚居繁衍，使五城市相继成为地区政治、 军事、经济中心。从五城市历史变迁，可归纳出三个特点：
1.东南五口周边地区的早期开发以较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为主题。海潮侵袭、江流泛涨是沿海平原农业生产最主要的威胁，上海、宁波所属的江南地区由先前的水耕火褥、人口稀少，在唐宋时期一跃而为鱼米之乡，与大运河的开凿、海塘修筑（北起盐城到南通，南由吴淞口至浙江海宁）、太湖流域水系整治，以及普遍修堤堰（宁波它山堰灌溉农田数千顷）密切相关，不仅“蓄泄有时，旱涝无虞”，且由“漕北粟，以济江南”①，一变而为江南漕米北运。治水工程对江南地貌的有限改变，从根本上改善了江南农业生产条件，拓展、便利了南北航运，使种植业的商品化生产得以尝试。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唐代修水利、筑堤围，实现粮食自给有余，成为粤地首位产粮区。东南沿海地区治水的成功，使汉唐前地僻人稀的东南边陲，由脱贫而迈上致富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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