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宝明

【本文摘自】《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04期第83～88页

【英文标题】Disintegration and Breakthrough——Enlightenment of History and History of Enlightenment
　ZHANG Bao-ming
　(School of Human Cul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作者简介】张宝明(1963-)，男，安徽蒙城人，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现任洛阳师院教授、副院长、《青年思想家》学术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武汉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中国近现代启蒙在20世纪前后时段形成了两个既对称又相似同时又有歧义的终端。回眸20世纪前20年“启蒙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思想启蒙在一瘸一拐中前行，与文学的暧昧、与政治的缠绵、个人与社群关系的失衡构成了突出的特征。反思20世纪后20年“历史的启蒙”，它以前所未有的解构姿态与前一个终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无论是“先分后合”还是“先合后分”的启蒙范式都未能跳出启蒙与政治的“必然”的逻辑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学术界一再寻求突围的路径时，世界末浮出水面的后启蒙与承接五四的新启蒙的对峙才显现出了不可或缺的当代意义。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branched to two different terminals which were both symmetrical and divergent The retrospect of the 'history of enlightenment'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witnesses a development of enlightenment with limps and its peculiarity highlighted by dubious relationship with literature,and intimate connection with politics,and imbalanc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Introspection of 'enlightenment of history'in the late 20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reveals an unprecedented disintegration that presents a contrast with the previous terminal.But the enlightenment model,whether it is 'unification-disintegration'or 'disintegration-unification', by no means exceeds the inexorable logic relation between enlightenment and politics.And definitely in this sense,while the academic circle is seeking the way to breakthrough,the confrontation of the post-enlightenment emerged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new-enlightenment arising before the May Forth Movement presents indispensabl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关 键 词】启蒙的历史/历史的启蒙/解构/突围History of enlightenment/enlightenment of history/disintegration/breakthrough


中图分类号：K26/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4-0083-06
考察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启蒙思潮，我们无法绕开三个极具代表性的时段或说“精神”事件：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撇开三者的“政治”结局，也不论其对政治所能起到的正负作用，就作为这个时段涌现的文化启蒙思潮而言，它们算是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有机链条。也许胡适先生的表述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这样一个“三段论”式的预设：“25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1]在他眼里，别的杂志都不在话下，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胡适说这话的时候是在1923年，距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若是将他所说的“三个时代”与时至今日的“启蒙”时态联系起来作“长时段”（注：这个概念由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勃罗代尔提出，他认为历史学单单注意“事件的爆炸”之类的“瞬时性”是不够的，还要更重视在过程中观察“势态”、“周期率”和“循环周期”，他把这个崭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叫做“长时段”。）的历史考察[2](P48)，应该说世纪启蒙先驱的百年心路为我们时下的启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义资源。就学术界常说常新的“回归五四”说法来看（注：“回归五四”不能停留于文字上的“回归”和“五四”，其实这是学术界同仁已经形成默契与共识的一种潜在表达，其根本用意还是对近代以来文化启蒙主义思潮的一种认同，既有对“戊戌”资源的认同，也有对“五四”资源的认同，还包括对五四以后胡风以及顾准思想的一种认可。一言以蔽之，承接启蒙先驱的思想传统，点燃启蒙薪火，打造启蒙的底盘。），启蒙的热度还是居高不下的。就近20年来人文学界的几次思想浪潮而言，启蒙已经以各种移位变形的姿态或隐或显、或暗或明的形式演绎着、言说着。当“新启蒙”主义者以启蒙范式为突破口不断“重复昨天的 故事”时（注：“新启蒙主义”持论者在学术界不乏其人。为了便于论述，本文抬出了张光芒先生的《启蒙论》作为代表。我之所以将其列位典型，一个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最近发表的不少文章中一直把我冠之以“后启蒙主义”者的称号，而这个称号是当初我在写作时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3](P110)，笔者颇为担心：面对100年来以“五四”为龙头的启蒙所招致的现代性残缺，难道我们可以视而不见？在笔者看来，“超越启蒙”等提法并不意味着原有的启蒙“底盘”在不加打磨的前提下就可以作为“平台”超越；“回归五四”也并不意味着简单的重复或认同。也许，通过对近现代启蒙路径之曲折逶迤的回眸、反思以及解构，我们会更好地感受着启蒙的困境、吊诡和当事者自我编织的两难怪圈，也更有利于走向“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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