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力克

【本文摘自】《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02期第103～107页

【英文标题】Enlightener and Patriot: Approval of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GAO Li-ke
( International Culture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 China)

【作者简介】高力克，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浙江　杭州　310027）

【内容提要】五四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的框架中处理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他们所信奉的公民爱国主义，以民主主义诠释民族主义，以民族的政治认同代替民族的前政治的族裔和文化认同。这种建基于民主公民国家的公民爱国主义，表达了民国初年启蒙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理念。同时，五四知识分子都是世界主义的信奉者，他们追求人道主义和世界大同的启蒙理想。五四后，陈独秀等启蒙知识领袖并没有转变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即使疏离了个人主义，也没放弃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理想。而五四的世界主义也是启蒙知识分子转而接受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媒介。
In the frame of enlightening thought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handled self-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s. The citizen patriotism they believed in was to explain nationalism by means of democratism, by use of the national politic identity to replace national pre-politic clan and cultural identity. Such citizen patriotism based on the democratic citizen country expressed a kind of national idea held by the enlightening intelligentsia in the early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same time,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were all the believers of cosmopolitanism and sought the enlightening ideal of humanism and great harmony world. After the Movement, the enlightening leaders such as Chen Duxiu, did not turn into nationalists, even they kept apart and left individualism, they didn' t give up the ideal of humanism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cosmopolitanism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was the important thought medium by which the enlightening intelligentsia turned to accept socialism.
【日 期】2005-10-25

【关 键 词】五四运动/知识分子/启蒙/爱国者/民主主义/世界主义The May 4th Movement/intelligentsia/patriot/democratism/cosmopolitanism


中图分类号：K261.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6)02-0103-05
五四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启蒙时代。其间，民国失败的秩序危机、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意义危机和外患日亟的民族危机联翩而至。民初以来，中国一直笼罩在袁世凯专制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霾之下。1915年春夏，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袁世凯背叛民国而登基称帝。此与民族双重危机，构成了《青年杂志》出世的严峻历史背景。在此危机中的启蒙时代，新文化运动面临着和主权的双重挑战，此即中国现代性特有的“启蒙”与“救亡”问题。信奉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启蒙者如何回应民族危机和民族主义的挑战，在新文化的现代价值观中如何处理个人、国家和人类的认同问题，是一个饶有意义的思想史问题。
一、个人与国家：公民民族主义
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主旋律是崇尚个和主体自由的个人主义，那么这种个人主义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潮。其时，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尼采式贵族个人主义、易卜生式个性主义、泡尔生式精神个人主义和斯蒂纳式无政府个人主义风行知识界，各种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汇成了新文化运动之个的新思潮。陈独秀“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的伦理革命命题，其表征“人的发现”和自我的觉醒的启蒙精神，预示着现代中国以精神个体代替家族成员的人格转型。
另一方面，五四又是一个充满民族危机的时代，抵抗列强侵略的民族救亡始终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动力和思想主题。这也是中国启蒙不同于欧洲启蒙运动之特性。投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既是追求个的启蒙者，又是抵抗外敌侵略的爱国者。他们面临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挑战。
新文化领袖陈独秀早年曾参与组织安徽爱国社，投身反帝宣传活动。但是，对于追求自由民主的陈独秀等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来说，其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启蒙价值的公民民族主义或公民爱国主义，而不是族裔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一般而言，公民民族主义主要以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为认同的基础，而族裔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则分别以共同的族群、文化、历史为认同的基础。尽管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在现实中诸种民族主义往往多有交叉融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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