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至今的纸币，产生于北宋真宗时期(公元997-1021年)的四川地区。《宋史·席旦传》记载：“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开始时仅由民间16家富户主持，后改由官方统一办理，陕西也曾一度流通。

　　纸币在我国真正盛行，是南宋在临安(今杭州)建都之后。立国之初，经济十分困难，政府铸造了一种“钱牌”，以一当百，为权宜之计。绍兴和议(公元1141年宋金和议)之后，国势稍有转机，钱牌逐渐收回，开始发行纸币“会子”，从此纸币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流通起来。

　　南宋纸币有好几种，主要有行在会子、公据、关子、淮交以及湘会等。这些纸币都有各自的流通范围，四川钱引、湖广会子、两淮交子以铁钱为本位。东南以铜钱为本位发行数量最大、流通范围最广的是南宋中央政府发行的行在会子，流通于两浙、福建、江西，两湖部分地区也可通用，面值有一贯及二百文、三百文及五百文等，数量远远超过了北宋时期。川引在四川、陕西流通，淮交仅限于淮南地区，湘会主要流通于湖广一带，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兑换率。

　　纸币的印发，加强了货币的流通，促进了封建社会小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措置不当，没有足够的财力作为后盾，后果不堪设想。南宋著名文学家洪迈在《容斋三笔》中记载，有一次宋孝宗对他说：“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由此可见当时皇帝对于纸币的重视，着实费过一番精力。南宋初期，纸币虽然已广泛使用，但由于措置得当储备金充足，发放数量控制得严，对于国计民生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是到了后期，情况就不同了，纸币滥发造成通货膨胀，以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南宋后期，发行纸币的数量增加了30多倍，纸币越发越多，无法控制。在会子刚发行时，会子与铜钱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到了宁宗时期，为了北伐，把会子的发行量扩大了14倍，导致会子不断贬值，两者之间的兑换率在宁宗之后也急骤走低。从兑换率来看，会子这一期间起码贬值了一半。老百姓谁都不愿把不断贬值的会子攥在手里，纷纷以会子挤兑铜钱。嘉定二年(1209年)，朝廷强行规定士农工商根据财产的高下，按1：2的比率，用新会子兑换旧会子，违者抵罪，并鼓励打小报告告发。于是俯首帖耳者甚至卖田质宅，被迫以低价收回会子，而那些以低于实际比价抛售会子的居民，都因触犯法禁而被籍没家财。但朝廷的禁令也无法阻遏低价抛售和拒收会子的狂潮，这一强劲的势头反过来迫使会子进一步贬值。通货膨胀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使富户大受损失，贫民更是雪上加霜。这年冬天，临安城内米行老板为了拒收会子，集体闭门歇业，引发社会抢米风潮，社会出现严重危机。

　　迫不得已，朝廷采取了几个方面的补救措施，来缓和社会矛盾。一是放宽新会子兑换的期限；二是从卖官鬻爵和出售官田等渠道筹措资本，并从各地征集粮食来平息抢米风潮。这次风潮延续到嘉定五年才渐趋平静。

　　南宋朝廷一有财政短缺，就以滥发会子的方法来饮鸩止渴。理宗时期再次爆发会子危机，理宗只有卖度牒与封赠敕告等回笼的资金，来收回部分会子。理宗端平元年，会子与铜钱的兑换率暴跌25个百分点，米价也立即暴涨至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乾道年间米价的13倍强。淳七年(1247年)，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二百文的会子，居然还买不到一双草鞋，老百姓不再把会子当钱看，抛弃焚烧，毫不爱惜。

　　南宋后期，纸币不断贬值，官府又没有足够的铜钱和铁钱作为兑换本钱。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只好大量滥印纸币。交纳赋税又不能完全用纸币，而要用一定数量的钱币搭配，才能交纳，致使纸轻物贵的矛盾十分尖锐。这样的恶性循环，造成国家财政枯竭，不但无力扩充兵员，增添装备来抵御外敌侵犯，反而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人心涣散，最终导致了宋朝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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