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凤凰出版社编审

公元1069年启动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王安石改革，本应是利民、利国、利朝廷的好事。然而推行的结果，百姓因未得实惠而失望；朝臣非议新法的很多；就是支持改革的宋神宗也时露不满。这场改革，在哪些环节上出了问题或偏差呢？

王安石的变法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的。随着王安石再次罢相（1076年），淡出政坛，尤其是宋神宗去世（1085年），新法终被废止。因为这次改革，王安石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褒之者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十大伟人之一（胡适语），贬之者说他是“万世罪人”（南宋理宗语）。9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王安石变法，从中能得到什么启示和警示呢？

“拗相公”成调侃对象

“拗相公”是王安石的绰号。因王安石是北宋宰相，人们称宰相为“相公”，又因王安石生性执拗，故人们给他起绰号“拗相公”。《警世通言》云：“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宋人话本中有一种叫《拗相公》，据胡适说，“内容正代表元党人的后辈的见解”，即代表当初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之后人的观点。此文写王安石罢相南归，借宿于一位老妇的茅屋。次日天明，老妇起身，与一女婢将两头猪赶出门外。又将糠秕与水调和，盛于木盆，口呼：“，，，拗相公来！”两头猪闻声，就盆吃食。女婢呼鸡：“，，，王安石来！”（读州，呼鸡声。）群鸡俱至。王安石心不乐，因问老妇：“老人家何为呼鸡豕之名如此？”老妇说：“官人难道不知王安石即当今之宰相？拗相公是他的浑名。自王安石做了宰相，立新法以扰民。老妾二十年孀妇，子媳俱无，止与一婢同处，妇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了，差役如故。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

这篇话本，故事虚构，显然是攻击王安石新法的，但并非“一派胡言”。文中老妇因是“子媳俱无”的寡妇，变法前毋须到官府当差，也毋须出“助役钱”；变法后，官府对她这样的寡妇的优待取消了，她说交了“免役”、“助役”等钱，“差役如故”，当是事实。像老妇这类农民怨恨新法，事出有因。

“拗相公”的绰号，不能算是诽谤，就像苏东坡给司马光起绰号“司马牛”（牛：固执、倔犟），很难说有轻侮之意。不但王安石同时代好些名人在其笔记中写到王安石的“拗”，而且正史《宋史・王安石传》也写到了王安石的“拗”。该传云：开封府老百姓为逃避保甲有“截指断腕”的，知府韩维报告了宋神宗。神宗问王安石，安石答：“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乱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愚蠢为人所惑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开封府出了这样的惨事，皇帝都震惊，而王安石无动于衷，反认为“截指断腕”的人是愚民，受了别人的煽动。在皇帝面前，他依然是一副固执的样子。所以此传又说：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这是元朝官方给他的评语。

对普通人而言，性格影响事业；对政治家、领袖人物、改革家而言，性格影响施政、改革。王安石这种个性，好处是认准了方向、目标，一往无前，百折不回，有着为了国家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坏处是听不进不同意见，听不进批评意见，不能在制定法令、政策时集思广益，力避疏失；不能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同情者、合作者推行新法；不能根据施政和改革现的问题、弊端，对政策作调整，改弦更张，补偏救弊。

据王《默记》，王安石当初考中进士第四名后，同乡前辈、时任枢密使的晏殊寄厚望于王安石，谆谆告诫这位晚辈：“有二语欲奉闻，能容于物，物亦容矣。”意思是说，你能容众人，众人也能容你。可惜王安石对晏殊的话不屑一听，还认为晏殊讲话太没水平。其实，作为改革家，是应当具备晏殊所说的胸怀的。

“经”给“和尚”念歪了

王安石改革的“经”（法令、政策），有的本身有缺陷；有的大体是好的，但给“和尚”念歪了。此话怎说？

推行新法的官员，有些为表示自己是紧跟王安石的坚定的改革派，往往在实施新法中走极端；有的出于一己之私，曲解新法，使之变形。利民的新法，在他们的辖区，逐渐异化为扰民、坑民的虐政。改革不以王安石的愿望为转移，变成了朝廷、官府聚敛财富、搜刮民财的一种手段。

拿青苗法来说，它规定：官府在夏、秋青黄不接之时贷钱谷于农户，名为“青苗钱”，农民收获后还本，加息十分之二，与夏、秋两税一起交纳官府。推行青苗法的本意是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以钱生息，获取巨大收入。此法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摊派，不管是否需要借贷“青苗钱”，都得摊派。不仅在农村摊派，而且在城镇摊派。利息超过了十分之二，甚至高达十分之七八。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云：“……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

苏辙批评青苗法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官员、胥吏在实施青苗法的过程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朝廷禁止不了，奈何不得。

就连宋神宗都知道青苗法的弊端。据《宋史・韩琦传》，宋神宗在召见宰相们时，曾从怀里拿出韩琦批评新法的奏章给他们看，并说青苗法害民：“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他责问道：城镇没有青苗，为何要强行摊派“青苗钱”？神宗话音刚落，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欲，坊郭何害？”他说，只要人家愿意，贷给城镇居民青苗钱有什么害处呢？次日，王安石便称病不出，跟皇帝闹起别扭来了。

再拿免役法（又称募役法）来说，它规定：乡户按户的等级向官府交纳“免役钱”，可免去到官府当差的义务，改由官府雇人充役。原先不用当差的官户、女户、寺观，须按同等户的半数交钱，称作“助役钱”。乡户在交免役钱时，还要多交二分，称作“免役宽剩钱”，以备荒年不征收免役钱时雇役之用。免去当差固然好，但所征免役钱太重，到了下面又加码。这项新法，可以富国（富朝廷、官府），但不能利民。韩琦奏章所说“……又为免役之法，次第取钱，虽百端补救，终非善法，此所谓富国之术也”，就是这个意思。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到了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任知府，有无名氏题诗于赏心亭，开头两句是：“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王安石看到后，不知是什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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